官员的升迁是基于利益追逐的结果

　　舆论马上会想到，凭什么公务员拿文凭要由纳税人来埋单？

　　这样的质问基本切中问题核心。但是我觉得，按照目前制度安排，最该说这句话的是人大代表或该市的人大常委会。但是，如果他们都没什么意见，舆论岂不是成了“皇帝不急太监急”？

　　事实上，对重庆有关部门而言，这样的规定没有风险。他们甚至不需要为这个规定作任何辩护，因为这个规定所贯彻的恰恰是中央要求干部“知识化、专业化”的精神。比如，还有引起广泛争议的云南昆明“外语新政”，要求公务员学习掌握5门700句常用外语，同时掌握计算机和普通话，谁说这不是在贯彻落实干部“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

　　当然，类似的规定与公众的直观感受是有抵触的。公众会本能觉得，干部是否有大专学历甚至博士学历，是否掌握外语和计算机、是否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这些都不重要。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公众担心的不是干部为人民服务的能力问题，而是官员们对待自己手中公权力的态度，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官员像清朝贪官和珅一样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又能如何？

　　非民选官员的考核，是个世界性的难题。虽然从客观上来说，行政体系内，对干部有相对系统、严格的遴选和考核机制。在日前中央出台关于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有关文件中，强调考核要突出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等指标之后，但同时，“民意在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中究竟占多少分量”的议题也日益凸显。

　　我们可以看到，行政体系内部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制订不同的官员考核指标，比如为了招商要学英语、比如为了达到“专业化知识化”的要求而必须达到大专学历，行政体系通过行政动员的方式，通过对官员的考核要求把他们统一到某一个大局上来。

　　这样造成的负面效果是可以想见的：由于缺乏服务对象客观的评价，行政体系内部的竞争很容易变成了一种利益追逐的“游戏”，很多干部也会逐渐发现，决定他们升迁的，未必是服务对象的评价，而是他们与权力核心的距离；如当官员升迁与他所服务的对象的评价毫不相关时，对处于“局外人”角色的公众而言，他们所能感受到的，官员的升迁是基于利益“追逐”的结果。

　　因此，对行政当局而言，出台这些旨在提高公务员学历、外语水平等的规定，也许确实是为了提升公务员的能力、树立更好的队伍形象，然而由于事实上各自话语体系的隔绝，这样的努力是很难去消解公众客观存在的“误解”的，可以想见，随着“误解”的不断加深，我们迎来的可能是一个双输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