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社保局 为何正大光明的玩起了钓鱼执法?

　　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还没有彻底平息，现在深圳的一些医生又向媒体反映，深圳市社保局也在“钓鱼执法”，执法人员假扮患者引导医生看病，并以不核对医保卡为由对医院进行处罚。目前已有部分医生因此遭到辞退。（11月16日《齐鲁晚报》）

　　与上海形成鲜明对比，深圳这次的“钓鱼”似乎显得“正大光明”，得到不少网民的认可。怎么看待这种执法的正当性呢？其实，正当的“诱惑取证”和“钓鱼执法”之间的界限，也即是公权与私权的边界，一直备受争议。一般而言，“诱惑取证”是取得那些有违法意图、已有违法行为的违法证据，而不是引诱、教唆那些没有违法意图的人去违法，否则，就违背了执法的正义初衷。

　　一位当事医生辩称，持卡者拿着有相似度极高照片的医保卡，谎称是持卡者就诊，设套让医生钻进去。另一位医生描述称，“患者”就诊时一直大喊着腰背非常疼，见病情很紧急，医生没来得及核卡，赶紧对患者进行诊疗，在诊疗后开药时，发现社保卡和本人不像，医生质疑，但患者坚称是自己的，并很生气地一再催促医生，医生只好开了药。

　　如果两位医生所述是真的，那么依此做出的行政处罚是不适当的。或者是因为长得太像，医生已经尽到了正当形式审核的义务，而没有发现那是冒用，那就不能以“不核对医保卡”为由处罚；或者执法人员演技太好，一再出“状况”，那就是“引诱”医生不能正常履行核卡的义务，构成“钓鱼执法”。这种执法的危害就是，它将迫使医生过度关注医保卡的真实性，甚至置患者的病情危重于次要位置。

　　此外，遭“钓鱼执法”后，院方表示：“影响不是很大，别折腾，忍几个月就过去了”，意思是别得罪社保部门。面对公权，院方选择忍气吞声，不敢行使法定的质疑和申辩权利。

　　所以，关键问题还不在于“钓鱼执法”是否要被取缔，而是建立公平的公权和私权博弈机制，以司法权、行政监督权、舆论监督权来有效制衡、防止公权的滥用，让公民对行政处罚有充分的话语权。否则，即便“钓鱼执法”没有了，还会有其他东西跑出笼子咬人的。法治需要权力的谦抑和自律，更需要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对公权说“不”的勇气。（作者：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