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警方在大兴区老三余村试点城乡结合部封闭管理模式，这些社区早上6点开放，晚上11点后关闭村门，无特殊情况不得出入。
4月27日晚11点,大风。孔庆明结束一天的工作,拉紧衣领准备回家,同村邻居打趣他:嘿,你在网上火了。
孔庆明,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老三余村的巡逻队长。因为一场关于“封村”的现场会,他也顺带着成了风口浪尖上的焦点人物。
北京警方25日在大兴区老三余村召开现场会,试点推行城乡接合部的流动人口“倒挂”村封闭管理模式。
实际上,此次大兴区推行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倒挂”村的封闭管理,老三余村只是试点村之一,另一个试点寿宝庄村在模式和时间上也和老三余村同时进行。
京郊城乡接合部流动人口密集,乃至于部分村落流动人口倒挂。北京,买房、租房等居住成本偏高,致使大量流动人口只能在京郊谋得栖身之地。
以大兴区为例,流动人口已从2000年的7万多人发展到2009年的59.1万人,成为全市4个流动人口倒挂区之一。
卷土重来
“好多记者来采访。”孔庆明回忆,“前天3拨,昨天4拨。”
“白天小门都是开着的,还是可以出入,晚上凭证件进出。”孔庆明觉得,封闭管理村庄是为了给村民和外来人口营造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不过他也坦言,办出入证主要是针对6000多名外来人口,因为660多名村民巡防队员基本都认识。
实际上,早在2003年非典时期,为了更好的放控疫情,老三余村就实行过封闭管理。作为北京市头一批外来人口管理员,孔庆明的治安巡逻工作生涯正是从那时开始。
封闭管理对老三余村的村民也并不稀奇,村民们称,早在北京奥运会、去年五一、十一前后,该村就曾封闭管理过。
今年初,大兴区政府即确定推行“村庄封闭化管理”模式。4月中旬,老三余村的主街道上开始挂出“村庄封闭、人人参与、和谐家园、家家受益”的标语。
社区早6点开放,晚11点后关闭村门。对于“限时锁门”这件事,孔庆明解释:白天15个出入口锁大门、开小门,当班的巡防队员不定时在全村巡逻6趟;每晚11时到次日6时,村里除正门外的另外14个出入口大小门全部上锁,正门则由巡逻人员值守,住在村里的人只要凭出入证随时都能进出。
大兴区认为,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学习成立高档小区的封闭管理的经验,住在小区的人持证出入,对外来的陌生人登记造册,掌握来访者信息。
包括西红门镇、旧宫镇、瀛海镇、黄村和亦庄在内的“北五镇”16个村已经开始试点流动人口封闭管理模式。6月底前,大兴警方今年内将先期在大兴区92个村庄推行封闭式管理模式。
加强监管
不过,“封村”却让贺芸着急上火。
因为附近瀛海镇拆迁,贺芸一家4月初刚刚搬至老三余村。贺芸和丈夫5年前到北京,一直靠开杂货铺卖菜营生。贺芸迁至老三余村,主要就是看中了这里大量的客源。
贺芸说,店铺租金每个月1000多元,但是小店一天就能挣几百元。
但新铺开张还未足月,村里就传出了封闭管理的消息。贺芸目前也还搞不清楚晚上11点之后到底能不能进出村子。但是平常丈夫夜里两三点就要出门进菜上货。
其实,老三余村附近的大白楼村和寿宝庄村也在陆续的办理出入证。“北边开发区的人肯定是来不了了。”村里一个店铺老板告诉记者。
老三余村主街道上数十家小店的主人也都有这样的担心,几乎所有人都悲观的感到:今后的生意肯定要淡了。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目前除了担心生意,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做:赶紧办理出入证。因为村里开店做买卖的,99.9%是外来人口。
对此,北京市人大代表卫爱民表示,封闭管理的做法,应首先明确划分村民自治和政府的行政管理界限。如果是村民自治的程序,经过村委会甚至村民大会的形式做出的决定,从程序上讲是有合理性的。如果是当地政府作出的,应该探讨这个措施是不是为了公共利益,有没有这个必要性,否则就有越权的嫌疑。
“小区主要功能单一,就是居住,而村庄的功能复杂得多,承担了很多社会功能,譬如生活、生产、公共议事等,而且小区是业主私产的区域,而村庄则不是,并不能因为小区可以封闭就类推到村庄可以封闭。”
4月10日,作为试点之一,老三余村正式开始办理出入证。只需要外来人员带上身份证、暂住证,就能领到一张新的身份证明证件――一张抬头写着“西红门镇老三余村出入证”的绿扫片。卡片上记录着持有人的姓名、性别、民族、原籍、现住址、职业、单位、身份证号码和联系电话,还贴着一张登记照。但并没有公章等防伪的标识。
大兴区公安局称,自今年3月以来,率先进行试点的金星派出所辖区（老三余村在此列）村庄110警情同比下降45％,发案同比下降10％。
不同于西红门镇的管理模式,大兴区礼贤镇前杨村的村民最近则收到另一份通知,大意是政府部门给每家每户补贴1000元钱,希望户主不要把房子私下出租给外地人。
“想要出租就把信息告诉村干部,村干部再上报,让政府对出租房进行一定监管。”一名前杨村村民透露。
药方在别处？
经过24年的历史沿革,北京暂住证有望在2010年退出历史舞台。除北京外,广东、浙江等省市,也开始废止暂住证。
不过,暂住证还未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今后常驻大兴区92个村庄的外来流动人口,出门又要再多揣一张“出入证”。
国家发改委小城镇与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崇法表示,与其他城区相比,大兴区的常住居民的结构的确比较复杂,外来人口相对较多,管理难度也相对比较大,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并不能将此作为“封闭治村”的理由。
他表示,“外来人口”事实上对城市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仅仅由于“户籍所在地”不在本市,就受到“非居民待遇”,“是很可悲的事”。治安问题的实质,源于管理不到位、管理机制方面的问题。而将地区治安问题完全推到“外来人口”身上,显然“有失公平”。
长期以来,城市政府的许多管理都是通过户籍管理来实施,而这种办法对于非本地居民大量涌入缺乏良好的应对。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翟振武表示,未来10年左右,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有可能放宽户籍限制。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认为,如果出于政府的特殊需求,可以共商“造墙”,当地村民需要参与到讨论之中。如果这是城市发展、管理中的例外,则需要了解村民、暂住居民等人的需求。
“最适合目前社会发展状况的人口管理方式,就是不要去清楚地划分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而对所有常住人口实行物业式的社区服务和社区管理。”北大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认为。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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