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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从活着到重归生活村支书举债建房记(组图)

www.sinoca.com 2010-05-12 南方都市报 [复制链接] 字体：大中小

　　即便最激进的观察者在今天――汶川大地震两周年之际，也不得不承认，灾后重建带来的新面貌，这片曾浸染了人间最大悲苦的土地，是中国两年来变化最大的地方。

　　当一座座学校、医院、民房落成后，当援建队伍陆续撤走，似乎昭示着已经到了灾后恢复重建“三年目标任务两年完成”的时间节点上。

　　但有些看不见的重建是缓慢的。在都江堰，一个叫刘猛的志愿者和他后来创办的“妈妈之家”一直坚守着，为城北馨居受灾居民跟踪提供心理救援，帮助他们恢复或重建生活秩序和精神支撑。这其中，社区中200多位丧子母亲是重点关注对象。“激情退却之后，援助才刚刚开始”，他们给自己的定位是“默行者”，他们以不断的行动在实践着公民的成长。

　　而在震中映秀镇一个因偏远而曾被遗忘的小山村，村支书陈定芳历尽艰辛，带领着全村人重建房屋重建生活，尽管她的房子成了村中最后完工的一栋。面对灾难和命运的折磨她依然相信梦想“走出去，活下来，为了梦想。”

　　有坚守，有遗忘，有新生，也有生命的纯粹和领悟。一周前，商人冯飞为地震后选择自杀的弟弟冯翔出版了两部遗作。他说，在人生这条路上，我是烈士，他是叛徒。

　　内文导读：

　　“什么是‘默行者’？他是作为一个公民而存在的，不仅仅去说，而是去做，在实践中真正地去引领。从这个意义上说，‘妈妈之家’和我刘猛都不是孤案，而是一种端倪。”

　　灾后，基层干部是一群尴尬的群体。一方面在更高的领导面前，他们是政策的基层执行者；在最底层的灾民看来，他们又是可以最直接接触的政府官员―――尽管他们也是地震的受害者，却没有人把他们当作灾民。

　　北川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自缢后的第一个冬天，他的孪生哥哥冯飞也曾想过自杀，但有一天他忽然想通了。

　　志愿者刘猛：一个默行者的救赎

　　5月12日凌晨6点，60多名“妈妈之家”的志愿者从北川擂鼓镇出发，默默走向北川县城。这段路程，正好是5公里多一点点。这些“5・12默行者”，用默哀行走5.12公里祭奠遇难者，同时为汶川大地震两周年作证。
　　

“默行者”刘猛。南都记者吴珊摄
　　

14位再孕妈妈和她们的宝宝们。刘猛摄于2009年10月18日
　　

5月6日，妈妈之家里的妈妈们在做妈妈之花。南都记者吴珊摄
　　

5月8日，妈妈之家的志愿者接受香港老师的培训。南都记者吴珊摄

　　“什么是‘默行者’？他是作为一个公民而存在的，不仅仅去说，而是去做，在实践中真正地去引领。从这个意义上说，‘妈妈之家’和我刘猛都不是孤案，而是一种端倪。”

　　5月12日凌晨6点，60多名“妈妈之家”的志愿者从北川擂鼓镇出发，默默走向北川县城。这段路程，正好是5公里多一点点。这些“5・12默行者”，用默哀行走5.12公里祭奠遇难者，同时为汶川大地震两周年作证。

　　活动发起人为都江堰草根民间组织“妈妈之家”的总干事刘猛。两年前，刘猛从河北经贸大学病休，病间空闲在北京一家心理咨询机构做兼职顾问。地震后的5月19日，他到达都江堰，建立“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在帐篷安置点里为200多名孩子建立天府阳光爱心学校。

　　此后他跟踪服务都江堰四川农大分校安置点的5000多位受灾居民，“全国心理援助联盟”也在2009年3月注册为“妈妈之家”，至今机构服务扩展到更多人群，并筹备向玉树和北川延伸。

　　他是唯一一个坚守灾区两年的心理咨询师和志愿者。除了对灾民实施援助，他在都江堰两年的存在，示范意义还表现在，志愿服务是一条逐渐让自己成长为合格公民的道路。

　　在“5・12”两周年到来之际，他向外界宣称，“我不是英雄，而是作为一个公民在这里存在着。”他身后，有越来越多潜在的默行者。

　　两年的时光

　　5・12 汶川大地震两周年倒数的日子里，都江堰雨水不断。城北馨居板房区改建了围墙，墙内的人们还在焦急等待着分配安置房的日子。这个有山有水的城市，物价很高，周末任意一条无名的小河边都挤满了喝茶、打牌、搓麻将的人群。只是在漆黑的冷雨夜里，不知哪里仍能听到女人断断续续的哭声。

　　这是刘猛和“妈妈之家”的志愿者们在板房区外度过的第一个“5・12”周年，去年的“5・12”，他们集体去了北川，在都江堰消失了5天。去年的8月4日，他们因为“板房区面临拆迁”而被迫撤出城北馨居板房区，但“妈妈之家”却并未解散，在附近租住了一套单元楼作为工作站，继续为目标居民提供心理服务。

　　刘猛对城北馨居受灾居民跟踪提供心理救援也将满两周年。2008年5月19日，刘猛等10名心理救援志愿者从北京飞赴灾区，进入“四川农大都江堰分校操场” 安置点，建立了“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和灾区第一个帐篷学校。“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在2009年3月8日随着再孕妈妈的增多而注册为“妈妈之家”，刘猛也成为驻守灾区时间最长的志愿心理咨询师。

　　“5・12”一周年的时候，他就被媒体频繁地问及一个问题：“别人都走了，你为什么一直在这里？”他没有理会那些为“英雄”准备好眼泪和欢呼的人们，淡淡地说“只是事情没有做完，就像用手术刀给病人拉开了一个口子，不能还没缝合上就跑了”。

　　只有在受灾群众反复“被咨询”，反复被各路来来去去的心理咨询师“半途”丢下的时候，他才站出来大声疾呼：“激情退却之后，援助才刚刚开始”。在灾区被称为 “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的那段日子里，他被媒体形容为“一个人在战斗”，对他个人做追踪报道的媒体塞满了板房区那几间狭小的工作站。

　　“5・12”两周年紧跟着“母亲节”，“妈妈之家”吸取一周年时的经验教训准备在成都和上海街头做“妈妈之花”的大型义卖，志愿者来自两地各个熟识或不熟识的民间组织。

　　5月6日下午，在四川团省委拿到活动的批文之后，刘猛和“妈妈之家”的志愿者晓文去找成都义卖活动的总负责人、一个社区助残民间组织的负责人静做工作交接，然后又马不停蹄地去华西都市报社谈义卖活动的合作。

　　记者在这流水线上的一个节点好不容易跟住他，这是个奉行在灾区“不是坐着而是走着，不是用口而是用心”来工作的心理咨询师。“我叫刘猛，勇猛的猛。”跟人握手的时候，每一次他都很用力，眼睛定定地看住你，模样让人想起小时候看的图画书上的鲁智深，声音却又很平静柔和。

　　这天午夜，都江堰刘猛卧室里时钟的滴答声显得格外清晰。带状疱疹的疼痛从腰部的皮肉挠到神经，他半躺在床上，眼睛微闭，“到现在媒体还会为我而来，说明前期的报道没有挖掘到真正的东西，事实上那些报道确实没能真正进入我的内心”。语速语调一如既往地平静，这是一个他可以打开自己的时刻。

　　手捧灯芯的侍者

　　一篇刚刚为《华西都市报》赶制的文章摆在手边，“你看一遍吧，这是一个引子”，他说。文章中22岁的北川姑娘蒋玲，在地震中失去了母亲和刚刚出生67天的儿子，还有13位身边的亲人。“如果说世界上最纯正无私的爱就是母爱，那么世界上最刻骨深痛的哀伤便是失去了孩子的母亲的哀伤，世界上最凄然无助的哀怜便是失去了母亲的孩子的哀怜。”

　　蒋玲在自杀之前拨通了刘猛的电话。“那是一种对情感最深底层的触摸，我被这种漆黑下不时迸发出的更为漆黑的体验所震撼，震撼到窒息，那十几年的专业经验在她面前单薄到只剩下了无言的陪伴。……我渐渐失去了最后一丝的职业矜持。终于，我收起了心理专家的招牌，她成了妹妹，那是2008年底……”

　　这样的电话或现场，两年来他经历了20多起。“你曾经看到过在风中飘摇的油灯吗？如果你有幸做过那个手捧灯芯的侍者，你应该理解我呵护蒋玲时的感受……那是当一个人因为你的存在而存活下来……我留到现在跟这个不能说没有关系。”间隔中他用沉默来代替。

　　他资助的一个8岁女孩郭子益，地震时为救姐姐被倒塌的教学楼掩埋。雨水的润滑下水泥板一点点滑落，为了保护她，姐姐班上的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拖着断腿和断臂趴到她身上，在16个小时等待救援的时间里一点点地死去。

　　11 岁的姐姐孔令维遇难；爷爷孔凡其抑郁成疾，2009年3月确诊为胃癌晚期；奶奶患上了严重的肺心病；爸爸孔祥清遭受精神打击，今年8月也确诊为鼻癌中晚期；妈妈郭闵在大女儿去世后开始厌食，一直靠吃生米来排遣内心的痛苦，至今已经吃掉了百余公斤。刘猛不忍用心理学的技术来帮她戒除怪癖，“没有了紧咬牙关的自我存在感，她的生命将何以支撑？”

　　按心理学的规范，心理咨询师需要帮助灾区的人们明白的是，地震带给他们的影响是什么，会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和怎么办，并且次序不能颠倒。但刘猛知道没人能够回答第一个问题。“这场大地震到底意味着什么，无人可以言说，它超越了所有人的认知范围。”

　　只是2008年的5月19日，当刘猛到达都江堰的那一刻，他就知道“两个月后就回去”的计划是不可能了，他辞掉北京心理机构的兼职工作，不再想什么时候会离开。“好像完全没有选择，并没有经过思考，如果有选择的权利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不留下来。”

　　“哗地来了，哗地又走了。”他排斥这种“没有定性的躁狂状态”，用日本心理援助支援队队长富永良喜的话来说，就是“不能保证对灾民进行持续援助的心理援助者和团体，不可以直接和灾民接触”。对于违反这个心理学最基本原则的那些心理咨询师，他认为是缺乏对这个专业起码的敬畏之心。“选择了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就变成了你本身。遵从它的规定性，才能够坦然面对自己。”

　　“土八路”方法论

　　在对灾民的援助上，刘猛倾向于自己的团队是“土八路”而非“正规军”。“未到达部署战役的目的地前，你经过一个村庄，看到小股日本鬼子正在焚烧房屋、奸淫妇女，你打不打这一仗？”他喜欢用这个假设来定位，“土八路”当时肯定顺手就打了，“正规军”则未必，他们有更严格的军人的职责。

　　地震后孩子们失去了学校，震后第十天刘猛就在都江堰市天府水云间帐篷安置点建立起“天府阳光学校”；迁入城北馨居板房区，丧子的母亲开始自然生发出再生一个孩子的愿望，刘猛和志愿者们就开办“妈妈之家”，帮助和鼓励丧子母亲度过再孕期和抚养新生儿。在他看来，心理援助远不是简单地消除症状，而是要帮助居民恢复或重建生活秩序和精神支撑。

　　他摸索出的“灾后社区心理援助系统协作模式”也不是从教科书中照搬而来，而是基于在灾后的现实环境中对服务群体的需求的捕捉。这个模式与环境的对接体现在，将心理援助和重建精神家园的基本单位放在“社区”，而不是“学校”、“机关”或“企业单位”；还必须把“居委会工作人员”、“社工师”、“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四个领域的人员协同起来，分工协作，共同完成。

　　城北馨居板房区里的200多位丧子母亲，在地震两周年到来的时候已经自然地划分为三个群体：60多个怀孕中的和已经生了孩子的；更多一直努力再孕却还没有成功的或再孕又流产的；剩下的就是年龄偏大、疾病偏重或已经离异，不可能再孕的母亲。

　　每天下午，年纪大多在30多岁的再孕妈妈们自发地从板房区来到附近小区的“妈妈之家”，妈妈们在外面的客厅流水线制作“妈妈之花”，孩子们就在志愿者的照看下进入堆满玩具的儿童房里睡觉或玩耍。

　　“妈妈之花”也来源于一个志愿者的女朋友的“发明”。妈妈们喜欢这种用彩纸折叠出的玫瑰花，刘猛和志愿者们就鼓励她们都来学着做，在灾后因为丧子而最悲痛的那段时期，这些手工小花的制作极大地转移了妈妈们的注意力，缓解了她们的痛苦。“妈妈之花”成为意义的一部分，其中既有对逝者的追思，也有对生之向往。

　　5 月6日，10多个妈妈在自然分工的“妈妈之花”工作台上流水线作业，一边热烈地用四川话交谈。每个爸爸、妈妈、孩子的到来，都会引发满堂的欢笑。6个新生儿在志愿者雷梅等和妈妈们手中传递着，志愿者熟练地给孩子们换尿片、灌奶瓶。儿童房里最热闹的“节目”，是看年纪最大的宝宝喻延蹒跚学步。

　　再孕失败或丧失再孕能力的妈妈一般不会去“妈妈之家”，项目负责人雷梅几乎每天都会去板房区做家访。刘猛也是隔几天就会去吉园的“重点家庭”看看。这些“重点家庭”的成员不见得是有特别严重的心理疾患，也可能是地震本身把他们拖入了具体的生活困境之中，由此而可能引发的精神压力。

　　5月8日，刘猛走进城北馨居吉园板房区，散步的孕妇、抱着新生儿的妈妈、上学的孩子、打乒乓球的中年男人，每个遇见的居民都热情地称呼他“刘老师”，他则叮嘱孕妇记得去“妈妈之家”，在新生儿“坤哥”面前扮鬼脸，还有给上学的孩子找糖吃。

　　他去探访一个“重点家庭”，92岁的老母亲一直拖着他的手，眼神像看自己的亲儿子。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地震前就已离异，带着老母亲和儿子一起生活，老母亲地震后一直害怕住楼房。家访中他得知今年“5・12”之后这个家庭可能就要搬家，他除了答应女主人帮助搬家的请求，还在琢磨着如何才能减轻老母亲对楼房的恐惧。

　　“无子母亲”的阴霾

　　5月8日，志愿者李丹丹从广西坐火车回到都江堰，自去年8月离开“妈妈之家”后第一次“回娘家”，为的是兑现陪一位丧子母亲陈丽蓉过母亲节的诺言。

　　在这母亲节的前一天，丹丹在吉园外的超市买了鸡蛋、红枣和芝麻糊，去看望另一位妈妈殷丽君。46岁的殷丽君的小女儿在地震中遇难，大儿子已年满18岁，想再生育一个孩子已不可能。志愿者雷梅比殷丽君的女儿小两岁，便认殷丽君做干妈。

　　曾是雷梅搭档的丹丹，在板房区昏暗的灯光下寻找着殷妈妈的家，一眼看见脚步匆匆迎出来的殷丽君，便张开双臂飞奔过去，像妈妈和女儿一样拥抱在一起。

　　去年丹丹因为妈妈突然检查出癌症晚期而急急离开“妈妈之家”，殷丽君等妈妈们听说了之后给丹丹的妈妈做了一束“妈妈之花”，并嘱咐丹丹把“妈妈之家”的故事好好地告诉妈妈。

　　殷妈妈的丈夫和儿子在电视机前吃晚饭，两只小狗，一黑一白，在饭桌前打架。殷妈妈顾不上吃饭，拖着丹丹的手坐在床沿上说话。

　　殷丽君和陈丽蓉是刘猛最担心的丧子母亲中的第三个群体：不可能再生育的无子母亲。“如果说再孕和再生产母亲已经有了新的希望，而再孕失败的母亲则处于对困难的焦虑之中，无子母亲则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对无子母亲的角色认同是最大的困难。”在度过了“稳定情绪”和“消除症状”的时期之后，这一群体即将在震后两周年开始“角色认同”和“重建生活”。两年后的突发事件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趋于平淡，“丧子母亲”不得不接受“无子母亲”这个角色，“对于这个群体的困难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

　　“那是无止境的阴霾的天，不是狂风暴雨。”对此刘猛也找不到答案：中国的妈妈很难有自我实现的意愿，夫妻生活靠子女来维系，失去了养育子女的时间和这一根本意义，他们的后半生还有什么可以依托的生命价值？

　　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心理援助的“症状”的范畴，而进入了人的存在意义本身。刘猛在文章里写，“有人说，治疗哀伤最好的良药是时间。只有走过的人才知道，那是一种捱过，对于那段时间，仅有的一个表征生命状态的词语就是‘活着’，那是一具具抽空了灵魂的躯壳……”他求助了自己的老师，老师说治疗哀伤最好的良药不是“时间”而是“生活”。

　　但如何能够帮助不能抚育儿女的妈妈们从“活着”进入“生活”，老师没说。他在想像着妈妈们重新获得幸福感的那个时刻。

　　“专业志愿者”学校

　　“妈妈之家”目前保持了一支十几个人的志愿者团队，没有假期，早上9点钟的早会之后，各人开始运转手头的工作，一直到午夜才休息。

　　“妈妈之家”的服务项目从一开始的对丧子母亲进行心理援助扩展到贫困、单亲家庭儿童的“经济、亲情、心灵三方助养”，再扩展到十局小学的心理工作室的建立，还包括了对志愿者和学校老师的心理援助的培训。

　　新一批加入的志愿者服务时间都要求在半年以上，目的就是要维护团队的稳定性。和其他志愿者团队一样，除了刘猛这个“70后”，“80后”是这个团队绝对的主体。与震后一周年相比，这支团队已渐渐从激情回归到理性。

　　志愿者的生活本身是非常枯燥的，常常是日复一日地重复。刘猛认为衡量一个真正的志愿者的标准是，他是否为灾民而非自己的需求而来，以及他是否具备为灾民服务的能力。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志愿者不是来做好人好事的，而是来把事情做好的。”

　　震后那一年，每个志愿者来的时候大家都热烈欢迎，走的时候又抱头痛哭。刘猛却从来都很平静，志愿者来他也不激动，走他也从来不送，也不哭。这常常被志愿者形容为“冷漠”和“铁石心肠”，他却觉得“跟他们好像是在两个世界”。

　　“你相信物质决定精神还是精神决定物质？这是哲学的基本命题。你是为自己的情感体验而来，还是为受灾人群的需求而来？这是一个志愿服务的基本命题。”而现在这个团队更能跟他的内心相吻合。

　　刘猛也认为这个团队和那些有假期、每个月有两千多块志愿者津贴的志愿者团队根本是两个群体，“做项目和做志愿服务不是一回事”―――“我们的驱动力是内在的，自己想干，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却不拿津贴；而做项目的更像一份工作，每天工作8小时，拿津贴，还会为休假争吵。”但前者的人员稳定性也成为一个最大的问题。

　　这两种方式都不是他设想的最佳方案，他正在探索的一种方式是，给志愿者提供更好的培训和服务，而不是给他们津贴，让他们在爱心、实践和技能上获得提升，得到自我实现的内心的满足感和专业技能的成熟。

　　5 月8日和9日，他从香港灾后心理辅导协会请来了两位“NLP(身心语言系统)执行师证书培训课程”的培训师，免费给“妈妈之家”的志愿者上课。学员们将通过120个小时的严格培训，通过考试者将获颁“NLP执行师”的证书，更好地处理灾区服务对象的情绪引导和心灵需要。“这个培训在中国内地的市价是每人 7000元以上人民币。”刘猛说。

　　他的计划里，“妈妈之家”未来会招聘少量的工作人员，负责日常管理和为志愿者提供服务，主体仍是志愿者。这里既是一个为灾民服务的志愿者组织，也会成为一个志愿者培训基地，考取心理咨询师证和拿到民政部志愿者工作委员会下发的志愿者资格证也会成为一个要求。

　　志愿者也是一门“专业”，而未来我们这里，会成为一个培育“专业志愿者”的学校。再发生大的灾难，从这里走出去的志愿者就随时可以出发为灾区提供专业的心理救援。

　　两年来他为“妈妈之家”已经“自掏腰包”投入了20多万元的资金，机构的运转经费，还有一部分来自于朋友的资助和一些基金会的项目资金。为了掌控项目的方向，他甚至拒绝过主动送上门的项目资金。“我还是不太愿意花别人的钱，万一给人花不好怎么办？”

　　潜在的默行者

　　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刘猛和“妈妈之家”正在成为灾区持续进行心理援助的典型。他却说，“如果别人说我另类，我反而觉得我很正常。如果别人说我高尚，就像说这个人从来没偷过东西一样。这只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最基本的工作。”

　　他在自己两年的志愿服务中更直接地体验到了国人内心的三大缺失：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自己内心的信念和整个民族的信仰。“一个人的信念是最重要的。我的信念就是信念本身。”

　　事实上这两年来，他很少去关注自己的内心，“这双眼睛始终是在向外看的”。他践行老子的“行不言之教，处无为之世”，老师和心理咨询师出身的他两年里越来越沉默，“真正的援助和教育靠的是行为而不是言说”。

　　他借鉴香港做法发起了“5・12默行者”的活动，在5月12日这天，组织512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在都江堰既定路线默哀行走5.12公里，以此纪念地震两周年，并缅怀故人，鼓励后人奋发图强。活动最终改为这天由志愿者从擂鼓镇走到北川县城，“只有沉默才是对逝者最敬重的哀悼”。

　　事实上他脑袋里的图景分这样几个层次：对灾民具体的援助是第一个层次；在援助的一线收集一手资料，给后人留下真实系统的档案是第二个层次；在援助中建立有效合理地利用资源的模式和机制是第三个层次；最后一个层次是为公民社会做出一个示范，“公民不是去要求权利和自由，而是一种责任和承担。而志愿服务正是一条可以让自己逐渐成长为合格公民的道路”。

　　北川丧子母亲蒋玲成为这个图景中最完美的一个个案。在刘猛等志愿者的援助和摄影机的记录下，她的精神状况一天天转好，终于有一天，她说―――“我要帮助那些和我有同样经历的妈妈。”2009年 3月8日，“妈妈之家”因这句话而成立，蒋玲也从一名受助的妈妈，变为一名援助别的妈妈的志愿者。而如今，她已回到北川担任一个水泥厂的部门经理。

　　刘猛记得，蒋玲常说，是“妈妈之家”的妈妈们救了我。而“妈妈之家”的妈妈们常说，是蒋玲救了“妈妈之家”这群妈妈……就像现在志愿者李丹丹的妈妈和殷丽君等“妈妈之家”的妈妈之间的互相扶持。

　　5 月9日，母亲节。“妈妈之家”的妈妈叶红梅、刘江琴和肖成燕，助养孩子郭子益和许中正跟随刘猛赴成都义卖“妈妈之花”。这天成都下了很大的雨，七八十个各个组织的志愿者在宽窄巷子、文殊院和南门义卖点驻守坚持。募集来的资金，将主要用于在玉树和北川建立新的“妈妈之家”，帮助更多地震中的丧子母亲。

　　这些人都是刘猛眼中潜在的“默行者”。

　　“什么是‘默行者’？他是作为一个公民而存在的，不仅仅去说，而是去做，在实践中真正地去引领。从这个意义上说‘妈妈之家’和我刘猛都不是孤案，而是一种端倪。”

　　映秀镇最偏远的小山村

　　村支书陈定芳举债建房记

　　满载的大货车轰轰而过，大地都跟着抖动，接着就是蔽日的灰土。当58岁的陈定芳高大的身影从尘霾中渐渐变得清晰的时候，时光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两年前：那时她正带着300多村民踏过被撕裂的大地，蓬头垢面出现在现在的位置――― 映秀镇“七一”中学旁。
　　

历尽千辛万苦，陈定芳家的房子终于在今年春节前落成，成了黄家院村最后完工的自建房屋。南都记者刘伟摄

　　满载的大货车轰轰而过，大地都跟着抖动，接着就是蔽日的灰土。当58岁的陈定芳高大的身影从尘霾中渐渐变得清晰的时候，时光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两年前：那时她正带着300多村民踏过被撕裂的大地，蓬头垢面出现在现在的位置―――映秀镇“七一”中学旁。

　　只是，现在她的面色更加黝黑，头发也已经变得花白。两年的时间不算短，对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来说尤是如此。此刻日近黄昏，满身灰土的她刚从镇上开完会准备回家―――那个距此13公里山路，叫黄家院村的地方。

　　与建设方兴未艾的新映秀镇相比，那里早已一片沉静。满目疮痍的废墟上重新长满果实，一场涅般的重生也接近尾声。悲伤的阴影渐从幸存者们的心中褪去，在明亮的新房子里，一切都在尝试着崭新的开始。

　　山上的木棉花开了又落，不知不觉间，地震已两年。作为映秀镇这个最偏远村落的村支部书记，在蜂鸟般地不停忙碌之后，陈定芳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拖后腿的房子

　　摩托车在蜿蜒逶迤的山路上左奔右突。常年穿梭此间，陈定芳晓得如何在逼仄的空间里灵巧打弯，也清晰地记着每一处需要踩住刹车的位置。

　　半小时后，摩托车在一座红色的仿古楼房前停下。到家了。房子两个多月前才修好，今年除夕前夜搬进来时，墙壁都未来得及粉刷。即便是现在，庭院、围墙、厕所都还没有着落。

　　这是这个有着182户人家的村里最后完工的自建房屋―――“简直严重拖了重建后腿”。早在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黄家院村就是映秀“废墟重建新房”的标杆―――那个时候，全村就已经有160多户的重建基本完工。

　　而在“那个时候”，陈定芳家的房子连地基都还没谱。2009年3月15日―――陈定芳清晰地记着―――这是房子破土的日子，政府统一调配的挖掘机开始呼哧呼哧地刨起第一铲土。而后，从一个春天到另一个春天的时间跨度里，房子变成现在的模样。

　　若仅从效率上看，它的修建速度是整个村子平均速度的三分之一，镇上给村子下达的重建任务是，从2008年9月到12月，全村重建房要完工一半；再到地震一周年之际，作为原地重建的四个行政村之一，黄家院村需要树立的是最快最早的标杆。

　　从后来的结果看，黄家院村基本完成了任务，当然，这个本该“事事都要起到带头作用”的村支书的家除外。

　　房子在最开始就遇到了意外的麻烦。老家的房子在地震断裂带上，地基早已错位，新的房基地便选择了地势相对较矮的山下，哪曾想全是几吨重的大石块，挖掘机被憋得突突冒烟，也挪不动哪怕是其中最小的一块。最后只能人工打钻劈开运走“耗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相对地，村里的房子修起来则简单得多。映秀镇灾后重建总体规划方案，老街村、黄家村、黄家院村、张家坪村等四个村在原地重建，房屋将全部使用钢结构。因为不在政府的统归统建之列，它们几乎成了体现村民们发挥想象力的涂鸦板。

　　尽管映秀要建成“抗震示范镇”，但鲜有部门对黄家院村具体要求，也没派人来指导。在此过程中，汶川县规划建设局提供了一本户型方案和参考施工图，但极少被村民采用，更多的是村民自己想办法。

　　“几乎是想怎么建就怎么建，愿意建砖房的就建砖房，愿意建木房的就建木房”。一些村民为了省钱，甚至只是将震歪了的房子拉直，“看起来都是新房子，实际上随意性很大，钢结构？没见过哦！”

　　自家的房子应该修成什么样子，陈定芳与儿子之间也产生了分歧，有选址的考虑，也有规模上的考量。镇上的规划，地震遗址旅游将成为其未来产业之一。儿子们希望，借助重建的机会，修一座大一些的房子，待旅游业启动的时候，或许可以发展农家乐项目。

　　但陈定芳投了反对票，因为缺钱。尽管有政府的支持，重建需要面对的最基本的现实依然是成本。黄家院村，这个距离城镇最远的山村，建房成本几乎是山下的两倍。

　　在映秀镇，一块砖卖2角6分，一方沙石60元，到了黄家院村，价格分别变成了5角6分和140元。政府给予的补助是每户2万元，2万元贷款，1.2万元的奖励款(需在2009年5月12日前盖好房)。但在废墟上重建房屋，按一幢3间新房为例，砖块、沙石与水泥，耗资需要2万元，装修后再添置些简单的家具，又是1万元。

　　就是说，3万元是投资建新房的一个底线。而这时陈定芳的手里，存款还不到2万。

　　祸不单行

　　若从后面发生的一系列变故来看，缺钱显然是个次要问题。

　　2009年4月底，陈定芳骑着摩托车前往映秀镇政府开会，一头栽到了路边，脸颊骨骨折。过去十几年间，她在这条路上从未“失足”，后来的自我总结中，她觉得“可能是太累了，把前刹车当成了离合器”。

　　在医院待了9天不到，便急忙出了院，因为家里有更需要住院的人。老伴在家中疏于照顾，患上重感冒，继而出现严重的肺心病，一度导致肺、心衰竭，在都江堰医院重症监护室整整待了半个月，终得脱险。

　　住院的医药费花去近5万元，耗尽所有的积蓄，也用光了建房的补助金，其余的只能举债。房屋的重建变得次要起来，见惯了他人的离散，还有什么比至亲的安危更为重要？

　　但祸不单行。出院一个月不到，老伴又因精神病复发而住进成都一家医院。在都江堰住院期间，没有及时服用精神病类的药物，导致了精神病的彻底复发。老伴是个急性子，20年前因工作与人大吵之后，便落下了病。这次一共住了七个月，今年2月份才出院，花费近3万。

　　时间不等人，村里的房子一座座拔地而起，自己的房子仍在原地打转。这也让她差点犯了一个“政治性”错误。房子建得晚，一直住在帐篷里，一名好心的记者将此写进了博客，后来被政府看到，“省政府也找过我，县上组织部也找我，说你这个村支书怎么回事，建房怎么不带头？”

　　还是没有钱，借吧。亲戚，朋友，能找的都找了，能借的都借了，凑足5万。香港一家前来捐赠的公司免息借了2万，去年年底时发不起工人的工资，又在这家公司借了一万。亲戚朋友的钱可以缓一缓，欠公司的钱每个月还一千，计划两年半还完。

　　随着自建接近尾声，建材、运输和工人工资成本逐渐上涨起来，特别在雨季来临，泥石流塌方等自然灾害频发，工期变得更加缓慢。当大部分村民的房屋都已经修好入住以后，陈定芳一家仍然住在被当地人称作“叉叉房”的竹片子房里，新屋一点一点地进行，建建停停。

　　村上的事情也要管，重建是一项纷杂艰巨的工程，即便是在僻远的乡村。2009年10月底，陈定芳又因当天下雨路滑，在骑车前往镇政府开会途中再次摔伤，建房工作再次停了下来。伤情比上次严重得多，住院近一个月才勉强出院。

　　“哎，这都是命”，她感叹。从三十多岁起，她就不仅要照顾三个孩子、两个老人，还要照顾丧失劳动力的丈夫，同时还要务农支撑一家人的生计。她还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村里人家分散在大山深处，山路崎岖，路途遥远，她要经常放下农活翻山越岭给村民看病，还要常常独自走夜路回家。

　　当时三个孩子的学费也像座山一样压在肩上，为了筹集孩子们的学费，她喂了许多头猪，每天起早贪黑地劳作，经常是走十几公里的山路，将蔬菜、茶叶、魔芋等农产品背到镇上去卖掉。整整十年间，她没买过一件新衣服。

　　“压力大啊，伤心。儿子不在身边，丈夫又不懂事，也没个人倾诉”，她说，本以为终于熬得过去，谁知困难没完没了，老伴住院需要钱，建房需要钱，窘迫的时候到处跑借钱，还要忙村上的事情。“夜晚就偷偷一个人在哭，难啊。”

　　亲情的裂痕

　　眼见家里成了全村最后一处未完工的房子，大儿子急了，最先赶了回来。儿子与母亲的脾气向来不合，这原本是一次亲情的极佳修补，不想，以更大的裂痕告终。

　　村支书身份，凡事要以村民为先。请挖掘机开路和挖掘地基、工程排险等都要让别的村民优先；家中建房需要增添许多木料，儿子要求向林业局申请到山上砍树，但是在封山育林期，即便因重建可以特事特办，“村支书家要以身作则”；别家可以免费寻找宅基地重建家园，村支书家要花2万元购买……

　　儿子最不能“容忍”的，是母亲几乎每天都要外出忙村里的事情，家中无人洗衣做饭，照料家务。每天劳动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帐篷里，只有一只胳膊的他还得自己洗衣做饭。

　　一两个月过去了，别的人家房屋渐次修好入住，而自家房屋连宅基地都没弄出来。儿子满身怨气，家中矛盾逐渐升级。几经争吵以后，大儿子觉得家中房子无法再修建，一气之下离家，从此不问家中建房事情。

　　“村民都在盯着呢！”她说，地震让村民脆弱的心理更加敏感，“只要稍有不公，就很容易引发纠纷”，一些平常看起来鸡毛蒜皮的小事，此时却往往可以成为一场群斗的发端。

　　灾后，基层干部是一群尴尬的群体。一方面在更高的领导面前，他们是政策的基层执行者；在最底层的灾民看来，他们又是可以最直接接触的政府官员―――尽管他们也是地震的受害者，却没有人把他们当作灾民。

　　所以，和村民相比，陈定芳成了这个村唯一的地震“二次受害者”。因为丈夫和三个儿子都不是农村户口，家里只有她一个人能享受灾后重建的建房补助和各项国家政策，因此她一家人只有三万二千元的建房补助金。

　　国家按户头一户人家补两万，援建方按一户人家补助一万二千元，村民们一个大家庭基本由三户组成，爷爷奶奶一户，爸爸妈妈一户，刚刚成家的子女一户，这样就可以有六万元的国家补助，加上援建方的补助和其他政策支持，共计十万，如果子女还生了孩子，则更多。三代人如果齐心协力修建一栋楼房，根本用不了这么多钱，地震前村里没有一辆小车，地震后村里除了家家都住进了漂亮的新房，还一夜间生出了几辆载客的面包车和运沙石的货车。

　　陈定芳却觉得自己越来越穷。别人家是老人在家建房，儿女在外打工赚钱两不误；自家是父母到处忙，儿子要辞职回家建房，钱挣不到房子也修得慢。村里一些原本就比较富裕的家庭在灾后更加富裕，“而我们家现在负债8万多”。

　　未来仍有梦

　　她不希望黄家院村这么穷，更不希望自己家这么穷，刚当村支书时，她也有个宏大抱负，希望带着黄家院村的村民奔小康，可是村里所有的土地都在山坡上，几乎找不到一块可当厂址的平地，而且交通不便，山路太窄，一辆小货车都无法开到村子里来，所以既不适合办企业，也不适合搞养殖。

　　黄家院村地处岷江沿线，紫平铺水库的终端，其中一角与国道213线遥湖相望，其他部分地区为山林遮挡。这个“映秀最偏远、地势最高”的小山村常被遗忘。

　　震后，当时的救援物资和爱心团体大多数人只能到达映秀镇，对于黄家院村这个唯一不在小镇上，又非常偏僻的地方，无人知道，也无人愿意前往，所以一度被人遗忘。村里的年轻人都向往村外的世界，他们也一度看到了希望。

　　陈定芳说，当时本来要异地安置，政府也下发了统计表，90%的村民都同意进行异地安置。“结果最后又说异地安置的文件发错了，我们就又回来了。”

　　异地安置无望，唯一能做的，只有修路。眼下这条唯一连接村外的环山机耕道，可以行驶拖拉机和农用车，还是1996年她作为村支部副书记时修建的。“因为请不起设计院，我们就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与目测来修路，结果导致了更多的弯道，有的地方连拖拉机都转不过来，非常不合理。”

　　陈定芳说，黄家院村祖祖辈辈靠薄田吃饭，近几年虽然年轻人外出打工，但收入还是不高。农作物也卖不上价钱，大车进不了山，运不出去，当时自己也种过上千棵的白菜，结果一棵都没有卖出去，全部都烂在了地里。

　　就在今年，村里把200亩山地开辟出来，种上了猕猴桃，全村人就等着这猕猴桃在三五年里给自己带来收益。黄家院村自然风光好，猕猴桃结果后，还打算开展采摘游，有的农户都准备好建造农家院了。

　　总体而言，一切都还过得去。一个好消息说，村上的路已经纳入政府工作议程，已由阿坝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阿州发改[2010]205号批准建设，现已招标，这将是一条接近8公里长的水泥混凝土路，建设地点为汶川县映秀镇，终点是黄家院村委会。

　　还在地震发生后向外转移时，她就想到，这下没有三五年，梦想是不会实现了。面对灾难，梦想破灭，但不能绝望。她说，走出去，活下来，为了梦想。

　　北川冯翔兄弟：纯粹者与适应者

　　每次走过回廊，从黑暗处推开一扇门，强光总会刺得双眼一闭。冯飞担心，再次睁眼时，会看到去年4月20日清晨的那一幕：一双脚悬于半空中，一根红绳环在他孪生兄弟冯翔的颈项之间。
　　

1995年，成都杜甫草堂，冯飞(后)与冯翔。
　　

2008年12月，唐家山堰塞湖，兄(左)与弟。

　　北川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自缢后的第一个冬天，他的孪生哥哥冯飞也曾想过自杀，但有一天他忽然想通了。

　　事实上，那个文人和商人早已分道扬镳，一个活得纯粹，一个身段柔软。

　　每次走过回廊，从黑暗处推开一扇门，强光总会刺得双眼一闭。冯飞担心，再次睁眼时，会看到去年4月20日清晨的那一幕：一双脚悬于半空中，一根红绳环在他孪生兄弟冯翔的颈项之间。

　　这一次，他推开门，众多下属正在恭候，倾听他分配今年下半年的工作任务。“投资在下半年项目的钱很多，在医药行业，西南地区还是很有成长空间的。”冯飞说，凭借做医药业职业经理人带来的丰厚收入，他有车有房，注册了几个商标，还在成都拥有三间餐馆和一家茶馆。

　　那晚，冯飞和一群朋友喝酒聊天，气氛火热。但他最想与之分享成功的人永远不会出现了。冯飞想起那个任职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弟弟，敏感而纤细，如同存活在世上的另一个自己。“就像照镜子一样，有一天你发现镜子里的那个自己不见，你难免恐慌。”冯翔在地震后被突击提拔，却选择于去年5・12大地震周年前夕自缢身亡。媒体和公众都在猜测，他痛失爱子且不堪官场重负，最后做出如此极端的选择。

　　冯翔生前写道，“孪生的哥哥想象的尽是天空之外有什么，而我留念的是天井之外有什么……梦想天空之外的哥哥在大城市里风光无限，而梦想天井之外的我在小城镇艰难谋生。”

　　即使早已是大家公认的“成功人士”，冯飞还是会嘲笑自己，“我钻到钱里，而弟弟钻到了文里。”冯翔多年来用文字为自己筑成了一个安全的堡垒，但大地震撕裂了他的家庭、他的纯粹。

　　“对他来说是一种幻灭，”冯飞有时候坐在不开灯的书房里，反复在脑海里演练着弟弟最后离去时的场景，“地震像把舞台上的一张布拉开，他处在那个位置，看到的又比我们这些置身事外的人多一些。像他这么敏感的人，不能适应吧。”

　　双双

　　羌族人把双胞胎叫做“双双”。他们的家乡在北川的深山里，海拔2000多米。

　　34 年前，冯氏兄弟出生在中秋节的前一天。疼痛了一天后，母亲生下了冯飞。“难道是双双？”外婆见产妇的肚子依然鼓胀，连忙叫家里的男人把打猎用的火药枪拿来。男人们手忙脚乱地装上铁砂，再装上火药，把枪伸在床下，“砰”的一声巨响后不久，冯翔就来到这个世界上。对于羌人来说，每逢上山打猎、迎亲嫁娶这种 “盛大”的时刻，都会鸣枪助阵。

　　他们俩本该叫“维权”和“维政”，但两个男孩懂事后常常躺在大山的草坪上，看着雄鹰从山的那边飞来，在寨子上空盘旋着，他们幻想着山外的世界。在他们独立思想萌动后，都对自己的名字不甚喜欢，当小学老师的父亲知道他们梦想如雄鹰般飞翔，同意将名字改为“飞”和“翔”。两人都是羌寨里的骄傲。上世纪90年代初，冯飞考上了绵阳的中师读中医，冯翔考上了北川的盐亭师范学校，这在贫困的大山里无异于出了两个大学生。

　　在冯翔自杀后，冯飞开始梳理两人的人生轨迹。一些在当时看来很微不足道的细节，他说，或许是一语成谶的预兆。

　　“当过兵的父亲对我和弟弟管教非常严厉。弟弟从小脾气就倔强，无论父亲怎么打他，他总是不肯求饶，而我则在痛打的过程中改变立场，换来父亲些许的奖励。”冯飞苦笑着说，小的时候两人常开玩笑，如果打仗了，冯飞一定是叛徒，而冯翔是烈士。“但现在看来，在人生这条路上，我是烈士，他是叛徒。”

　　从出生开始，冯飞就略胖，身体一直比弟弟好。初二那年，冯翔开始时常流鼻血，父母带他四处求医，病情依然时好时坏。为了这场病，兄弟开始了人生的分离。休学在家的冯翔，边看书边放牛，冯飞则写信回来，告诉他最近的男学生流行蓄长发、穿皮鞋，自己的学生干部生活忙碌。“我想他的敏感和恋家是那段时期形成的，一个少年在空荡荡的大山里放牛，总也不忘带上纸和铅笔记录心情。他习惯于和自己对话。”

　　1995 年，冯翔19岁，他在盐亭师范学校出了一本叫《蓝鹰草》的诗集。他在一首赠兄长的诗歌里写道―――“分离相聚的孪生兄弟正如我们千里长棚里我鼓瑟而歌在歌声里我思念如河”。冯飞和他的父母常常会发现，即使一切安好，冯翔寄来的家书上，依然漾着一朵朵的墨水花儿，“那是弟弟太多愁善感，流着泪给我们写信。”

　　钢刀和石头

　　在去成都的路上，冯飞遇到了塞车。他在后座闭目养神，“最近为了出版冯翔的两部遗作，太累了，我不敢自己开车。”这条高速公路，从成都通往绵阳，再到北川老县城。冯翔也走过很多次，在成都双流机场接上来参观的各路领导，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那个掩埋了他儿子的废墟，告诉来人，他的宝贝就埋在曲山小学的那棵皂角树下。

　　三十而立。两人的容貌依然让亲友难辨，但彼此职业生涯却大相径庭。冯飞毕业后没有留在北川中医院当个抓方子的中医，也没有坚持在“铁饭碗”部队医药企业待下去。他在1999年下海，为了一口气。“当时年轻人在部队上只能发平房，我这样大山里来的孩子，一直想住上楼房。我就愤愤不平了，为什么我没有啊？别人能出去，我也能出去闯。”他认为，一个男人应该有更大的天地。

　　冯翔的发展侧重于自己内心的平静与安宁。他1996年中师毕业，随后到坝底通坪村小学任教两年，1998年被调到坝底中心小学，不到半年便被提拔为教导主任，一直到2005年任绵阳日报驻北川记者站站长，“其实身份就是北川当地的宣传干事，就是因为他文章写得好才当记者。”大姐冯冬梅说，小弟多年来笔耕不辍，在四川的文学爱好者里小有名气。冯翔曾告诉家人，如果无法转为公务员，就到北川县文化馆当个普通的工作人员，这样会有更多时间写点东西。

　　教师和商人回到家中，摘下社会身份的面具，依然亲密无间。冯飞每一次回老家，两人都会一起到镇上的羌寨小店，要几个炒菜，几盅玉米酿造的美酒，呼来一群朋友，喝得不亦乐乎，然后兄弟俩在一起叙叙旧，再醺然入梦。“有时候在社会上接待、应酬的时候难免唱歌、洗脚，你也知道现在的应酬是怎么一回事。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也就去了，但我弟即使进了宣传部工作，依然很厌恶这些事情，觉得很肮脏。我跟他交流过，我认为这些事情有其存在性就有其合理性。但对他来说，不能接受。”

　　“我弟弟是把钢刀，很锋利很坚硬，但一折就断，他是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相比起来，我像一块圆滑的石头，能转几圈。我更实际一点，他更纯粹一点。”冯飞说。

　　地震来临之前，冯飞脸上写满富态，出入以车代步，在哪里有业务就考虑着在当地再置一套房产。冯翔依然穿着当老师时的蓝灰衣裳，在北川买房子时，他只拿得出2万元，而剩下的都是家人的补贴。

　　地震中升迁

　　2008 年5月12日的北川县城，人们依然过着本是平淡的生活。因为是星期一，两兄弟的母亲早晨从山上坐车到县城，开始了一周带冯翔儿子墨墨的生活，冯翔上午则到县委大楼上班。中午冯翔下班，墨墨放学，一家人围桌吃饭。2点20分左右，冯翔详尽地嘱咐母亲他出差期间的各种注意事项。就在此时，大地开始发出凄厉的怪叫，冯翔把母亲拉进卫生间躲了起来，一阵天崩地裂的摇晃，震天动地的巨响伴着浓烟笼罩着整个县城。

　　当冯翔牵着母亲从窗口爬出去，爬到刚好堆积到五楼的废墟上时，看到北川县城完全改变了模样。王家岩崩塌下来，将北川县城最稠密的老城区掩埋了一半。他的墨墨，他的亲人，他的好友，他的学生，悉数掩埋在废墟之下。冯氏大家族在地震中失去了10位成员，冯飞一家所幸身处成都，安然无恙。

　　那个小仔仔，是上天派来要冯翔的命的。冯飞不止一次这样和别人说，墨墨太可爱了，他是注定来带冯翔回天堂的使者。

　　冯翔在悼念诗《望乡台》里写道，“我的爱子翰墨用七年纯真的光阴为故乡的死亡登上祭奠的圣坛对我而言他死亡还是活着终究是我每个夜晚的谜团”。这个谜团夜夜纠缠着这位丧子的父亲，他还写道，“我曾经以为我很坚强，但是我错了，我从来都沉浸在丧子的悲痛之中，没有真正走出过一步。”

　　但在身边人看来，冯翔依然在不停运转：5月16日他带领成都两家公司组织捐赠的10箱药品和整整一卡车饮用水、方便食品就回到了北川。

　　5月17日他为部队官兵带路，到坝底乡察看灾情。当时他们冒着余震，翻山越岭，整整徒步两天，18日下午才到达坝底乡。21日，他带着坝底乡灾情资料，又徒步两天，翻越6座大山，回到北川县指挥部上报灾情。

　　2008年6月11日，冯翔以非公务员身份被破格提拔为中共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这在正常的升迁体制下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更是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走上仕途。

　　幻灭感

　　“地震像把舞台上的一张布拉开，他处在那个位置，看到的又比我们这些置身事外的人多一些。”冯飞现在想起来很是后悔，如果当时发现弟弟情绪不对时，就让他辞职跟自己干点小生意，说不定就不会自杀了。

　　冯飞在他自己开的小茶馆里说，四川人的生活很安逸，地震后依然能喝喝茶打打牌，几乎是随遇而安，因而岁月静好。“只有像冯翔那么纯粹又刚烈的人，才会有幻灭感。什么是幻灭感？就是你曾经无比相信的东西，它原来像泡沫一样，轻轻一碰就碎了。你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因此就被击倒了。”

　　首先裂开的是爱情这个泡沫。冯翔在死前一段时间，经常向哥哥姐姐、好友齐晓军说，“我不相信爱情了”。两兄弟敬爱的二姨遇难，二姨夫不到三个月偷偷再婚。冯飞选择了冷眼旁观，但冯翔则投以鄙夷。“我年少时写过那么多关于爱情美好的诗歌，难道都是假的吗？”冯翔在2009年4月18日晚上跟哥哥讨论，为什么震前那么多如花美眷，震后丧偶却能那么快组织新的家庭。“这不符合我们羌族的习俗啊，起码也要等到百日之后。”冯翔得出的结论是，爱情比不过想象，更比不过现实。

　　作为北川县的对外接待部门，冯翔经常需要带着各路领导到废墟上参观，这无疑是一次又一次地撕开他的伤口。更让他在意的是，很多不是朋友的朋友成了朋友，很多一二十年不见的朋友、旧同学找上门托关系，希望在北川做点小生意。他曾经抱怨，我一个小小的副部长，能做些什么，能有那么大的权力吗？

　　“我从部队出身，又在商场混过，这些算什么呢？但这些对弟弟来说，都是不可忍受的。”在冯翔的绝笔博客《我只告诉您三点》里，他提到了一个长辈，他称呼为“您”。“请您手下留情，不要让我无路可走。真的，我活着，只是因为我相信朋友，相信友谊，求您，不要把我认为最美好的东西，在它背后把残忍的一面撕裂给我看。”冯飞说，“您”起的只是催化剂的作用。“关键是弟弟不想和这个世界玩了，他觉得没意思了。”

　　“别人看重的东西，在冯翔看来就是假的。他本来就对仕途没有野心。”冯飞如今能平静地说，“我能理解他，他不适合于这个世界。”

　　弟弟自缢后的第一个冬天，冯飞也曾经想过自杀，他甚至觉得弟弟的死很唯美，他主动迎向死亡，用死亡来保全了自己对美好最后的信仰。“我们本来就是同卵双生的兄弟，他的死对我的刺激太大了。但有一天我坐在书房里，忽然想通了，我没法像冯翔一样。我有父母妻子女儿，我有责任，我被网在社会这张大网里。对冯翔来说，他有充分的理由，儿子走了，家园破碎了，不相信爱情了，父母有哥哥照顾，工作环境太没意思了，压力太大。”

　　冯翔的骨灰被撒在曲山小学的皂角树下，与儿子同眠。而冯飞依然是个成功商人，这一年来他忙着四处出版弟弟的两部遗作《风居住的天堂》和《策马羌寨》，还在和影视公司洽谈《策马羌寨》的电影电视版权。有投资方表示，希望冯飞来出演冯翔。

　　冯飞总喜欢以反问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判断。“如果冯翔不死，做个小官员，那适合他么？”事实上，那个文人和商人早已分道扬镳，一个活得纯粹，一个身段柔软。在5・12大地震中，他们的本质注定了他们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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