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烈日当头。但在北京东方广场的宝马生活方式店里却感受不到酷暑的热度，店员小马热情微笑着向走进来的顾客介绍着商品。
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的小马，在这里工作一年多，他告诉《投资者报》记者自己现在每月收入大约4000元：工资2000元，再加点补贴，另外就是销售提成。“店里的销售一直很稳定，每月销售额都在一百多万，所以每月的业绩奖金都能拿到2000元以上。”
小马对目前的工作很满意了，因为和他一起毕业的同学现在大多只能从事公司文员之类的工作，每月总收入不超过2000元。但他也坦言自己在一起毕业的同学中收入只算中等，家里有关系的同学只要进了电信、银行，现在都挣7000~8000元。“我是觉得不公平，但那些挣不到2000元的同学看我也会觉着不公平，这些事情越想会越不平衡，干脆不想。”他说。
在小马工作的店内，一件T恤的价格都在2000元以上，领带一般每条1500元、外衣5000元，但比起标价5.5万元一辆的自行车来说都是小意思，而店内陈列的两辆价格在百万元上下的宝马轿车可能才是宝马公司真正希望人们购买的东西。
从2003年起开始承包油井的老齐就是这些百万元以上商品的消费者之一，“我在北京买的房子是260平米的，一套红木家具花了一千多万。”老齐一边拨弄着手机一边谈着自己的财富，但最后他还是把手机递过来让记者帮他发短信，因为他“永远搞不明白这些复杂的手机”。
小马、老齐、小马们、老齐们…在这些人和事的背后，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看到的是一个已经不能再回避的问题――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可能会面临严重问题，同时我们会面临关于政权合法性和社会能否稳定发展的挑战。”王小鲁坦言。
收入差距急剧扩大
如果对收入分配相关的各项数据细细加以分析，不难发现，这种担忧并没有夸大其词。国际上，常用基尼系数来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可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19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 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估计现在的基尼系数在0.5左右。
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城镇居民最高和最低10%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85年是2.9倍，1995年6.2倍，2005年上升到9.2倍。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也显示，目前我国1%的家庭占有社会41.4%的财富。这说明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根据权威数据再分析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格局会发现，十余年来，国民收入分配一直在向政府倾斜。数据显示，1997年至2007年，我国GDP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升至20.57%，企业盈余从21.23%升至31.29%，而劳动者报酬却从53.4%降至39.74%。
2004~2006 年，国家财政收入分别增长21.6%、19.9%和22.4%，比同期GDP增速分别高出3.9、4.5和8.5个百分点，但当期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却均低于GDP增速。政府、企业在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占比例不断扩大，而劳动者收入的增速却缓慢爬行。从1978到2006年，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6.7%，与我国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形成鲜明反差。1990年至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低到41.4%，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 的比例却从21.9%增加到29.6%。
同时，在企业内部的各行业间，也出现了行业间的利润差距越来越大、企业利润向少数几个行业集中的趋势。根据中国经济统计年鉴的数据，有的垄断行业职工收入比中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超出4倍到10倍，并且这种收入差距仍有扩大趋势。据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介绍，目前我国行业工资水平差距已超4.88倍，而国际公认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
而在居民内部，收入分配格局更是在向着极端的贫富悬殊发展。据已公开的居民收入调查数据，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
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测算，如果算上那些无法统计的不规范收入，现在全国最高和最低收入各10%的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差距要达到55倍左右。
制度漏洞是主因
造成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北京师范大学收入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认为,其中既有合理原因,像经济体制转轨、中国社会从传统农业向工业转型以及由政府发展战略决定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这些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因素都是可以得到人们认可的。
“但在这些正常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过程中,也混杂着相当成分的收入分配不公现象,主要表现在,一是垄断部门获取不正常的高收入,二是在目前收入分配秩序比较混乱的背景下,权力常常会在分配过程中转化成个人利益,为一些人带来大量不正常收入。”李实称。
王小鲁的看法与李实的一些观点非常契合。他认为,大量制度漏洞,是造成收入分配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制度有不健全的地方,就会导致公共资源的漏失,就会有寻租行为,就会有利用权力寻租或者获取垄断收入等等现象。”王小鲁称。
支持他这一观点的是其从几年前就开始做的一项关于“灰色收入”的调研。2006年,按照已公布的统计数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不到1.2万元,城镇最高收入10%家庭的人均收入还不到3.2万元,平均月收入不到3000元。推算下来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总和只有9.4万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不到 45%。
但同样根据统计数据,2006年居民最终消费8万亿元,居民的人民币储蓄存款增加了2万亿元,居民购买商品房支出2万亿元,居民个人收入用在股市、债市上的投资、直接投资、境外存款和投资和手存现金的增加还都没有计算在内。这说明实际的居民收入,特别是高收入居民的实际收入大大超过统计显示的水平。根据当时的调查数据,王小鲁推算,这10%的城镇高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有可能在统计调查数据的3倍以上。
“2009年以来,我们在做新的调查研究,初步推算,城镇 10%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遗漏部分或者说隐性部分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估计这部分家庭的实际人均收入是统计收入的4倍左右。”据此王小鲁推算,城镇居民特别是高收入居民的隐性收入之和可能会远远超过4.8万亿。
“现在面临的收入流失,既不是资本回报,也不是劳动回报、人力资本回报,而是权力的回报,是制度漏洞造成的结果,它对社会的危害,要远远大于正常市场条件下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危害。”王小鲁称。
财税手段调节甚微
采访中,专家坦言,收入分配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不断扩大,如果不施以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改变,很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李实称,目前来看,收入差距扩大同时存在严重分配不公现象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其中的一部分被另外一些积极因素对冲了,这些积极因素包括经济的高增长导致人们收入绝对值的增长和政府一直在做着的各种修补工作。
“但是,一旦经济增长出现了问题,失业率开始上升,人们收入的平均绝对值不再是增长,那么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给稳定带来的冲击就会凸现出来,现在它虽然还不是致命性的,但绝对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因素。”李实不无担忧地说。
王小鲁则认为,现在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降到35%了,在过去十年中降幅一直非常大。而消费过低,和收入分配问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收入分配失衡如果不解决,未来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不能保证的,原因在于经济丧失了动力,缺乏有效需求来拉动。
而当前,我国的财税政策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却一直收效甚微。据专家分析,以购买性支出为主的财政支出结构,有利于竞争能力强的高收入者,竞争能力越强的单位和个人,越容易将产品或劳务销售给政府,从这种支出中获得的好处就越多。另外,在政府间财政转移中,决定转移支付的经济因素权重常低于政治因素权重,因此面对有限的支付资金,许多经济不发达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反而较低,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近日也公开指出,理应成为调节收入差距的税收杠杆并未发挥应有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拉大了贫富差距,因为富人收入越高,就越有资源和关系偷逃税款,由此进一步增加其财富集聚速度。
李实则认为,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税基是个人的货币收入,以实物形式表现的福利和职务消费等构成个人实质性收入的部分没有纳入征税范围,“灰色收入”亦无纳税的可能,因此真正高收入者其税负反而会较低。“而国家在设计、实施收入分配改革政策中也不得不考虑,如果过于触及富人利益会触发他们把大量资产向国外转移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因此改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一个长期过程,好在中央政府已经在高度重视了。”李实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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