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申报财产更重要的是公示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该规定明确要求，要求县处级副职以上(含县处级副职)的官员个人财产、婚姻变化、子女移居国(境)外等事项。规定对哪些人哪些事要报告、何时报告、向谁报告、谁来监督、违规定咋办当了详细说明，官员不如实报告个人财产等情况将受处分。(综合12日媒体报道)

　　在舆论和公众20多年坚持不懈的呼吁下，在新疆阿勒泰实践的试点倒逼下，在总理“正积极准备这项工作”的表态压力下，公众终于能看到这个让一代人“望眼欲穿”的制度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为这个制度，舆论已经喊了20多年了。早在1988年，在舆论的呼吁下，国家有关部门已着手对财产申报制度进行论证。90年代后虽然先后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以及《关于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但根本得不到落实和执行，舆论一再呼吁在财产申报列入立法议程。可在“正研究和论证”的回应中，一再被无限期地搁置和无限期地拖延，并错过了“在立《公务员法》时将此列为公务员义务”的最好机会。近年来每次全国两会，都有代表委员提这方面的议案提案。可以看到，这一次中央出台的财产申报新规，在制度上迈出了很大一步，与公众所期待的、发达国家所实行的、真正意义上的官员财产申报制越来越像。

　　记得新疆阿勒泰试点官员财产申报后，舆论压力下，国内不少地方都开始跟进这一试点。可是，无论是重庆，还是湖南，拟或是浙江，在这种制度前面都加了许多超长的前缀，比如重庆的申报制就是：对司法机关部分重要岗位领导干部实行财产申报制度试点。看看“财产申报制度”前面加了多少重限制，先是司法机关，然后是重要岗位，再是部分，还只是领导干部——这么多限制还不放心，最后还加了个“试点”。 经过这多重的条件约束和设限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也被作了无数重缩减，最终已经是严重缩水、甚至已经是面目全非的制度。

　　为什么只在司法机关试行这个制度？为什么只对“重要岗位领导”实行财产申报？为什么只是“部门领导岗位”？又为什么仅仅只是试点？可以看到，各地出台的申报制无不加了许多限定，有的是“科级先行”，有的是“新提拔的官员先行”。加了无数限定后，这些地方的申报制都已严重走样。

　　这一次中央在申报制上最大的突破就是，把申报制前的限定减到了最小限度，没有“试点”的限定，没有“只在某些部门实施”的限定，也没有“部分重要领导岗位”、“新提拔干部”的约束，一刀切地要求“所有副处级以上干部必须进行申报”。这样一刀切地要求，意味着官员没有了例外和特权，没有了可以推卸的理由，也没有了妥协、让步、折衷和回旋的空间，加上严厉的罚则，申报看来已经成为官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如果这样的制度得到严格的执行，将成为预防腐败的利器。

　　申报制迈出了一大步，如今只差一小步了，那就是公示——如果仅仅只有申报，申报的材料仅仅锁在纪委的抽屉中，惟有上级才能看到，公众无从知晓，那么申报制的反腐效果会大打折扣。在公示上，虽然这一次制度开了个小小的口子，删除了“组织应予保密”的条款，这意味着领导的财产不再是国家机密，官员选择公职就应该让渡部分隐私。可官员财产信息虽然“去隐私化”了，但离公共信息还有很远的距离，公众面前还隔着一堵厚厚的墙。为什么不直接像阿勒泰那样直接公示呢？周久耕事件足以说明，纳税人的眼睛远比纪委的眼睛敏锐多了。

　　同样是在今年两会上，当时还是湖南省委书记的张春贤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现在就可以公示财产。清清白白的官员，就应该有不惮于以“裸身”面对纳税人的勇气。没有公示的申报，还不是真正的申报。（作者：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