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信成诽谤证据，荒谬！

　　“严禁”泄露举报信息如果不辅以个案的责任追究，也就不可避免将异化为“言禁”。

　　2009年，退休干部张佰庆就高中生徐梗荣接受审讯时猝死事件发表跟帖，内容直接涉及陕西商洛公安局党委书记及当地一些官员。在经历了拘留又释放之后，张佰庆被网帖所涉及的4名当事人以“诽谤罪”诉上了法庭。一年后，此案又增加了两名自诉人，并辗转移到了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据11月19日《中国青年报》）。

　　相比起之前直接用手铐“说话”，当事人选择诉诸司法用法律来说话，无疑是个进步。但从前天庭审的情况来看，这宗“案外案”又惊现出另一宗个案，有关部门实不可视而不见。

　　在庭审过程中，当张佰庆的律师要求两名自诉人出示原始证据时，对方还真的当庭拿出来了———数封带有原始信封的举报信。这些举报信，只有两封没有写明特定收信人，其余都是写给特定人士的：有给时任陕西省人防办纪检组长、现任陕西省人防办副主任吴文海的信件4件；有给陕西省人防办主任彭随义的信件4件；有给陕西省人防办纪检组监察室负责人的信件1件，还有给其他人的信件4件，共13件。

　　在举报人保护制度还远未健全的今天，举报信泄密并非罕见。但在法庭上将举报自己的信件（原件）作为证据出示，这还真是奇闻。且不说法律层面，多有“为举报人保密”的原则性规定，就以张佰庆走的纪检、监察渠道而言，在中纪委、监察部《关于保护检举、控告人的规定》中，也有明文规定，“严禁将检举、控告材料转给被检举、控告单位或被检举、控告人。”今年6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行政监察法的决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修正案增加了一条规定：泄露举报事项、举报受理情况以及与举报人相关信息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张佰庆案庭审中发生的那一幕来看，被自诉人作为证据公开出示的举报信，这则又成了一封“举报信”，只不过，举报的对象换成了这些举报信本来的收件人。鉴于这些举报信的原始信封都在，要调查泄密人并不困难。而更应调查的是，这些举报信的接收人，有没有对举报信中的事实进行核查，这些举报信又为何流入到了被举报人的手中？在弄清事实真相之后，请有关部门兑现法律法规所确认的泄密人的行政责任、纪律责任与刑事责任。

　　举报是公民的宪法权利，为举报人保密是举报受理机关的法定义务。举报人保护说千道万，应从保密开始。就事前保护而言，保密实为举报人保护制度的核心。近年来，中纪委、监察部以及“两高”等中央机关多次强调为举报人保密的重要性。但常识告诉我们，光有对泄露举报信息的“严禁”是不够的。“严禁”如果不辅以个案的责任追究，也就不可避免将异化为“言禁”。责任不至，泄密不止。严格问责举报泄密案，不妨就从张佰庆的举报开始。（作者：王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