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袭警案中案的“特权”鬼魅

　　1月4日中午，山东省泰安市发生了刘鲁民、刘建军兄弟持枪袭警案，致3名警察、1名协警殉职。此前，媒体曾指出袭警案曝露的种种问题，包括基层民警缺乏防弹衣和枪支等等。相对于警察的执法技术规范，本案的“官二代”背景，以及28年前刘建军的开枪杀人案的处理，更值得反思。这让人们窥到了一出28年前的法治病灶是如何急性发作，酿成悲剧的。

　　据《南方都市报》和《羊城晚报》等媒体的相关报道，刘氏兄弟的父亲早年参加过八路军，是抗日英雄，离休后享受副师级待遇。刘建军从小生活在德州一处干休所，1983年因被同事曹某批评有偷窃行为而屡次报复。1983年8月3日，曹家两人到刘家讨说法，刘建军在屋内开枪，致一人死亡，一人脸部受伤，当年的开枪手法与1月4日袭警案一模一样——隔门射击。之后，刘建军以“故意伤害罪”获判无期徒刑，但仅仅五年后，刘就出狱了。知情人士称：“出狱之后的刘建军，不但不思悔改，还跑到曹伯女儿的单位去告她的状，说她冤枉好人什么的，都打死人了还这样，是不是太嚣张了？”之后，刘建军还继承了父亲留下的泰安干休所里的2号 “将军楼”，这也是本次特大袭警案的第一现场。

　　1983年是著名的“严打”之年，在当时的法治环境中，很多被告人受到极其严苛的重判。最著名的莫过于青年演员迟志强，因为开舞会被定流氓罪获刑。最近媒体热议的“中国最后一个流氓罪犯”牛玉强也是在那场严打中被抓的，他被判处死缓，他的罪行是：抢过一次别人的帽子，以及打了一次群架。而当年在干休所里，“官二代”刘建军开枪杀人，致一死一伤，仅仅获无期徒刑，实在匪夷所思。更蹊跷的是，依《刑法》规定：判处无期徒刑的，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十年，而刘服刑五年之后，就不明不白出狱了。被害人家属认为这是刘家“有势力”，干涉了司法办案，曾多次申诉，但一直无果。而袭警案发生后，泰安警方的通报中也未解释刘建军缘何提前获释。

　　除了刘氏兄弟的“官二代”身份，袭警案的第一现场为干休所的“将军楼”，袭警所用双管猎枪也藏身于“将军楼”多年。1996年我国《枪支管理法》出台之后，这种枪支本应被收缴。

　　倘若28年前，刘建军因为开枪杀人被正法；倘若23年前，司法机关严格执法，刘建军没有提前释放；倘若自1996年以来，警方一视同仁，严格执法，查禁枪支，泰安袭警案本不会发生。然而，四位烈士以生命的代价，向世人揭示了一处长达28年的法治病灶：特权逍遥于法外，终必为害：或伤害普通公民，或伤害执法者本身。权力僭越法律，权力就会疯狂，谁都不能幸免。“将军楼”里袭警案，说明了一切。

　　逝去的英雄已经入葬烈士陵园，他们的鲜血不能只换来空洞的掌声，我们更应正视他们以血揭示的问题，要给今天的英雄一个说法，还28年前枪杀案的被害者一个公道，彻查刘建军当年因何获得轻判，又因何被提前释放；当年有没有人上下其手，玩弄了法律，间接“导演”了今天的袭警案？

　　有干休所的老邻居将刘氏兄弟的自我毁灭，归咎于家长教育失当。其实，官二代、将军楼、老干部家的枪，无非是特权的标志，宵小躲在权力灯影后面，法律向权力屈膝，深层的问题无非是权大于法。权大于法的病灶不除，悲剧还会重演。泰安袭警案的“特权”背景值得反思。（作者：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