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为何治不了贪腐

　　明清两代，皇帝的生日是全国性的节日，称万寿节。万寿节时，王公大臣要向皇帝祝贺并呈献礼物。除皇上的万寿节外，上元（即元宵）、端午、中秋、冬至、元旦（旧历正月初一），以及皇太后生日也是万寿节；皇后的生日是千秋节，这些节日也要送礼。

　　送给皇帝的礼物不说无价之宝，至少也该是稀有值钱之物。那么，置办这些礼物的钱从哪里来？总督、巡抚们想到的一个常见办法是摊派下属官员，不仅收上来的钱足够备办礼物，常常还有多余，趁此机会可以大捞一把。

　　乾隆二十二年（1757），云贵总督恒文和云南巡抚郭一裕商量购买黄金，以制造金手炉送给皇帝作为礼物。他们把收购黄金的任务派给云南各府州县官员。当黄金收上来时，他们给的钱却大大低于市价，比如市面上黄金一两换14两银子，他们只给10两，这4两银子的差价就得各府州县官员自己出，这实际上是摊派。各府州县官员对总督、巡抚自然不敢说什么，但他们也不愿吃亏，就把负担转嫁给商民，结果民怨沸腾。郭一裕看情势不好，便先揭发了恒文，中央派专案组去云南调查，最后郭一裕被免职，恒文被赐自尽。

　　乾隆时代，像恒文、郭一裕之类的做法很普遍。陕甘总督勒尔谨以给皇帝送礼为名，每年收受甘肃兰州府皋兰县知县提供的帮助置办礼物银二三千两，但他每年所送的礼，在乾隆看来“不过值银数百两”，乾隆严厉斥问勒尔谨:“你借此名色，皋兰一县就收他二三千两，其余州县自然多有帮办。”这显然符合实情，勒尔谨不可能只向皋兰县知县要钱。

　　乾隆对此颇为恼火，是因勒尔谨这样做等于败坏了他的名声，都说是凑钱给皇上买礼物，结果皇上没得到多少像样礼物，倒是肥了勒尔谨自己。但像勒尔谨“借此各色向属员勒索”的确已是官场通行做法，闽浙总督伍拉纳被抓起来后，就承认“我们并不自己出资买办物件，乃婪索多银肥囊橐”。

　　乾隆治理贪污腐败，被公认是清代历朝中决心最大、执法最严、被惩处高官最多的。决心最大、执法最严体现在法律适用上，乾隆以前规定贪污白银千两要被处斩，但如果在限期内将赃银全部赔缴，可以减等处罚，免于一死。乾隆废除了这条规定，要求不能减等免死。乾隆年间被惩处高官之多也为历史少见，仅总督、巡抚因腐败而被立案查处者就有30多起，因此而丢命的高官约有20名。

　　但是，贪腐能否被扼制，显然不由乾隆的决心所定。乾隆也许没想到，也许不愿承认，他自己就是腐败的重要源头。晚清学者薛福成分析说：“高宗（乾隆）英明，执法未尝不严”，“然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究其原因，“非其时人性独贪也，盖有在内隐为驱迫，使不得不贪也”。既然皇帝决定高官的命运，高官就必然想尽一切办法向皇帝邀宠、固宠，而送礼无疑是邀宠、固宠的重要手段。礼物不珍贵稀有难入皇帝法眼，珍贵稀有的礼物需花大价钱置办，这样就迫使高官向属下收取“帮办钱”。

　　对属下来说，高官决定他们的命运，“州县之畏督抚，过于畏皇法”，他们势必以高官对皇帝的心态来对待上司，一方面得积极响应上司“帮办”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把上司生日当做当地官场的节日，逢年过节都要积极向上司送礼以获取好感。但是，他们又不可能拿有限的法定收入，支付“帮办”和送礼的费用，势必要巧立名目向百姓敛钱。这样，腐败就是体制性的，尽管禁贪措施不断出台，贪风却愈演愈烈，扼制腐败只能是喊喊口号。

　　一般认为，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为了权力能代代传承这一长远利益会惩治腐败，决心不是假的。但是，有决心惩治腐败和能不能治理腐败是两回事。治理腐败靠权力监督，而最难监督的是最高权力，所以，近现代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以约束国王的分权制度设计为主线，最高权力被约束即意味着民主制度的建立，这属于常识。

　　但是，乾隆缺乏这种常识，乾隆式的最高权力者也不会认同这一常识，当然他们更不认为官员腐败与自己有关。这就是大清帝国式反腐总是动作大、收效微的原因。（作者：洪振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