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据报道，今年中国农业大学的新生中，农村户籍生源十年来首次跌破三成，仅28.26%。“211工程”名校中，冠以“农”字的高校农籍生源锐减，预示着农村子弟离名校越来越远。联系到农村子弟上大学的代价和就业前景的惨淡，接受高等教育因何变成一种亏本生意？
农村子弟上大学曾是“鲤鱼跳龙门”，但“统招统分”已经难以为继
中国高校曾实行“统招统分”，农民子弟上大学成“鲤鱼跳龙门”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高校招生和就业制度实行国家计划招生，即“统招统分”。就招生而言，是通过文化课考试统进行招生；就毕业生就业而言，是实行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包当干部”。文革期间中断高考，但1977年恢复高考后，仍然沿用了“统招统分”这一制度。
国家计划招生之下，由于人数限制，高考升学率很低，但仍旧让农民子弟心怀憧憬。免费的高校教育，可以让农民子弟不用担心为家庭增加经济压力；毕业后统一分配工作和干部身份，则可以保证让农民子弟在城市谋得体面的生活。
加之文革之后，百废待举，正是社会阶层松动，底层学子通过自身努力，跻身社会上层的好时代。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80年代中后期，北大学子中近三成出自寒门。“知识改变命运”、“鲤鱼跳龙门”，底层农村学子成为这一阶段社会变革中的受益者。
“统招统分”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和包办就业压力，不得不进行改革
但是，“统招统分”是一种教育领域的计划体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已经给政府带来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和包办就业的压力。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使高等教育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1985年，国家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施行免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并存的“双轨制”。
所谓“双规制”是指，在就业上，不同招生制度下对应不同的就业方案：计划招收的学生，毕业后实行包分配；自费生毕业后不包分配，可以由学校推荐就业，也可由学生自谋职业。
在施行了一段时间“双轨制”后，1994年，高校招生和就业制度开始向“缴费上学、自主择业”并轨。至1997年，全国所有普通高校基本完成并轨招生。高昂的学费，以及毕业后前景的不确定性，都增加了农民子弟上大学的风险，农民子弟通过高考“鲤鱼跳龙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统招统分”是一种教育领域的计划体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已经给政府带来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和包办就业的压力。
教改过度市场化和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使得高校农村籍生源锐减
高等教育改革过度市场化，加重了农村子弟的上大学负担
随着高等教育“并轨”的开启，到了2000年，一直由国家“全包”的师范专业也实行收费。与此同时，有关高等教育全面市场化甚至产业化的呼声也不断，并在教改实践中得到了执行。打破“统招统分”的合理性不容置疑，但过度市场化的鼓噪也存在诸多问题。
当时的所谓教育产业化理论无非是扩招和收费。比如，1999年亚洲开发银行汤敏与亚洲管理学院左小蕾就共同提出一个以教育启动消费、刺激目前疲软的经济的设想，具体内容是：以每年增加25%-30%的速度，三年内使我国高校的招生量扩大一倍（包括电大，成人教育等），从每年200万人增加到400万人。新增学生一律实行全额自费，即每人每年平均交学费10000元左右。扩大高校招生可每年增加1000亿元左右的消费。
高教改革过度市场化的结果是农村子弟对高额学费和高等教育的望而却步。白岩松曾说，“没高考拼不过富二代”，可是，在贫富差距日渐拉大、而上升空间日渐狭小的今天，富者恒富，穷者恒穷的规律仍无法打破，有了高考，在全面收费的时代，“农二代”也不见得能拼得过富二代。
教育资源集中化加剧起点不公，使得农村子弟很难考入一流高校
除了上述原因外，高等教育分配不公也是高校农村籍生源锐减的根源之一。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得出，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北京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在1980年代达到顶点后一路走低，跌幅在高校扩招后更加剧烈，目前仅剩一成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专家指出，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初高中等教育也在发生嬗变，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在转移和高度集中。部分地方政府本着“资源优化利用”的原则，在政策上向“重点校”、“示范校”倾斜，令教育资源分化出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
优质学校拥有丰厚的教育经费，像抽水机般将周围学校的优秀师资聚集起来，优越家庭可以通过缴纳择校费，享受其教育资源，可寒门子弟则只能望而却步。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又叠加了优越家庭的优势，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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