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应该少些铁栅栏

　　我在北京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三十三年，其中大部分时间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到1994年离开时，高楼大厦已经拔地而起，几个大的住宅小区也初见规模。不过，那时的北京居民区还是相当开放的。比如，你朋友所住的某某二区坐落在某某一区的西北角。你在一区的东南端下车，只需知道个大概的方向，朝着西北走就是了。在某一处的楼群中，你会自然从一区进入二区，按照顺次排列的大楼号码找到朋友的住处。

　　这次回家，父母从原来的住处北迁了几站地，但迁到了我当年的中学附近，是我非常熟悉的地带。从我住的旅馆到父母家，不过十五分钟的步行距离。侄儿怕我迷路，第一次非要来接我过去。我一看地图，就告诉他不必。北京的街道，横平竖直，方位清楚，况且又是我整个中学时代活动的地区，怎么可能找不到呢?于是，下飞机后第二天一大早，就自行和妻女往父母家的方向走。

　　这短短十五分钟的路，有十分钟是在三环和安外大街上，都是北京笔直的干线公路，也是我离开时就已建成的，当然毫无问题。但下了这两条主干线步入小区，问题马上就来了：我虽然知道大方向，却无法像过去那样随意地从楼群中穿过。每个小区都被铁栅栏围住，自成一统。仅知道个方向是不够的。你必须知道门在哪里才进得去。简单地顺着楼号走，眼看走到自己要找的楼，却不得其门而入。结果，我一路不断东问西问，可惜大部分人都不是本地人，摇头说不知道。好歹我还是北京人，有点本地的文化知识，专门找那些乘凉的、下棋的人问。他们中本地居民的比例最高。最后在几个人的指点下，七绕八绕地找到了父母住的楼，晚了二十分钟。

　　后来再拜访朋友，都是在地铁站或某某门等着主人来接。记得八十年代当记者，我凭一辆自行车跑遍京城，造访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家。那时人家就给个地址，比如某某区某某号楼几零几，我都能轻松地按时到达，从来没有出现过找楼的困难。现在则不同了。尽管在我小时候熟悉的地区，基本格局还能辨认出来，但整个城市真正的变化，是到处都是铁栅栏，大家似乎都要自成一统。我朋友住的西山附近的高级别墅区则更威风：门卫站岗，进门必开车，开车必刷卡。进去一看，仿佛是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和外面几乎完全隔绝。

　　其他城市怎么样，我不得而知。妻子回绍兴的娘家，回来后说她父母住的新建小区也是有围墙有门岗的。而且还多了道节目：每天傍晚，一辆宣传车要围绕小区行驶一周，用高音喇叭广播：“各位邻居，注意火烛，关好门窗，防止小偷。”在北京至少还没有见过这个架势。

　　回来前就看媒体报道过几次，说北京郊区有些地方把外来人员集中管理在一个区内，用铁栅栏围起来，门禁森严，出入必须凭证件等等。这引起了许多争议，有以“笼居”相称者。回来一看，岂止是外来人员，北京人许多也把自己圈起来了，只是门岗并不严查过往人员而已。不过，在高档豪宅区，进门刷卡，倒是和民工聚居地的制度有点像。更有甚者，那些被铁栅栏围起来的小区内的楼房，住户经常用铁栅栏把自己的窗户和凉台封起来。甚至五楼、六楼，也是铁窗铁栏。有当地人说，小偷并非仅仅从一层往上爬，还可以从天而降，住多高也要防。

　　这一状况，让我惊异不已。中国正在加速融入世界，越来越开放。但在基层社区，则似乎越来越封闭，大家都急于把自己与外面隔绝起来，层层设防。北京的服务业，几乎已经见不到本地人，全是外地人在工作。但被服务的北京人对外地人则不免存在偏见，觉得外来人员对自己形成了威胁。再看看美国，虽然有高度的地方自治，但很少有围墙式的社区。城市、街道都强调开放性。哈佛、耶鲁等重要学府，虽然里面各个学院有围墙，但整个学校是开放式的，没有“校级”围墙，甚至边界也相当模糊。人家的居住形态的核心价值是公共空间，而非深宅大院。这种开放性，体现了一种信心。

　　中国最近三十年多年的成就，得益于改革开放。这里的“开放”，不仅仅是向世界开放，而且也应该有对自己开放。这包括邻里之间，城里人与进城务工人员之间互信的建立。只有大家彼此产生信任感，才能培育共同的价值、增进彼此的交流和理解。人与人之间，应该拆除心灵上的铁栅栏。我们的城市发展，也要突出这样的主题。（作者：薛涌 美国萨福克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