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称坚持死刑根本无法震慑贪官 是拿生命撒气

　　我在《南方都市报》发表的短文“废除死刑从经济犯罪开始”贴上博客之后，意想不到地引发了大量评论。大多数评论反对死刑，其中不乏谩骂和攻击。之所以意想不到，是因为我的文章不仅论证很平和，而且也不涉及国内报道不全面、信息不充分的“敏感”话题。为什么对于“尊重生命，废除死刑”(博客版标题)这样一个温和的话题，网民表达如此强烈的义愤？我能找到的唯一解释是社会心理的折射。多数网友之所以义愤填膺地反对废除死刑，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死刑是震慑贪官和维护秩序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有人甚至指责我的文章是在为贪官开脱死刑。然而，虽然网民痛恨贪官的情绪很正常，他们情绪化的前提假定却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死刑根本不可能震慑当今中国层出不穷的贪官污吏。

　　多数网友的回应暗含了两个基本前提：一是贪官杀一个少一个，因而死刑至少能减少贪官；二是死刑对潜在的贪官有威慑作用，对死的恐惧会迫使他们不贪或少贪。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韩非就淋漓尽致地表达了“重刑去刑”的法家逻辑：如果谁敢偷就砍谁的手(甚至头)，那么即便金子放在自己眼皮底下，江洋大盗也不敢碰一下，这样国家不就由乱而治了吗？问题在于，法家逻辑看似顺理成章，却带着一个“明主必其诛”的前提；如果法律就是一个摆设，虽然规定贪官必死，但是实际上被抓住的贪官却寥寥无几，倒霉领死的更是凤毛麟角，那谁会把死刑当回事呢？

　　这也是为什么“乱世用重典”是人类的一种自然反应，却并不能拯救乱世。秦朝任用法家治国，国法不可谓不严，但是仍然未能幸免“二世而亡”的厄运。正如东汉儒家指出：“昔秦法繁于秋荼，而纲密于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奸伪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烂扑焦，不能禁非。纲疏而罪漏，礼义废而刑罚任也。”(《盐铁论卷十·刑德》)虽然最高统治者可能为了江山稳固而用重典和酷吏治国，但是执法直接涉及官员自己的切身利益，因而重典即便存在也不会用在自己身上，至多是找几个倒霉的替罪羊祭奠一下法条而已。

　　在一个制度不健全的社会，不受监督制约的官员肆无忌惮，以至几乎无官不贪，而倒霉被抓的概率又很小，被抓获并处死更是微不足道的“小概率事件”。贪官之所以贪，前提首先是自信，相信自己不可能失手落网。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这种自信还确实基本成立。贪官看看自己周围，那么多人贪了都没事，难道自己就那么无能、那么倒霉？贪得越多，表明能量越大，摆平调查的手段和机会也越多。即便劣迹暴露，大不了提前一走了之。试问今日中国逃亡海外的贪官知多少？那些不慎被抓的无非是因为或者能量还不够大，或者个性过于张扬、以至成为明显目标，或者过于恋栈、不肯“见好就收”。一旦制度为贪腐打开大门，真正的巨贪是很难抓获的；既然被抓获的概率极小，各级官员又对自己的能力和运气自信满满，任何贪官在出手之前都不会考虑死刑的实际威胁。这样，重典只是摆在那里吓唬老百姓，根本不足以遏制官员犯罪。

　　当然，假如真像许多网民建议的那样降低死刑条件，譬如规定贪污超过1000万元就必死无疑，也许确实能多杀几个贪官，并对潜在的贪官产生一点震慑作用。然而，除了制度漏洞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之外，这种“假如”也将永远止步于网民的愿望，成为法律并得到落实的可能性很小。

　　最根本的是，“贪官”并非许多网民想象中的道德特别败坏的某一类人。其实你去查看任何一个贪官的发家史，你会发现他不过是一个和你我一样的平常人，甚至往往是一个勤奋、进取、能干、有魄力的官员，只不过一个监督名存实亡的体制为他提供了太多的机会，无限纵容了他的贪欲，致使他把自己的全部能力用在了腐败上。在这种情况下，贪官是永远杀不尽的；杀一个，位子空出来，便会有另一个“前赴后继”、变本加厉地贪。归根结底，只要官员不受监督的体制不变，我们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贪官，只不过一时还没有机会罢了；等机会到了、诱惑来了、脑子晕了，死刑是不足惧的。

　　既然死刑无法震慑贪官，网民坚持死刑只能是出于义愤。死刑并不能减少中国的贪官，但是偶尔执行一次兴许能给大家带来一场“狂欢”，发泄一下这个沉闷社会的郁闷。如上篇评论所述，我坚决反对将“平民愤”作为死刑的理由，在此不赘述。令我担心的是如今社会迷漫着无所不在的戾气，让人闻出一股血腥味。其实，网民的态度更多是出于对制度腐败和世风日下的无奈，坚持死刑实际上是在拿生命撒气。这种态度不仅不可取，而且也达不到目的，因为人们的郁闷不会因为多杀几个贪官就能解决。

　　中国是个充满希望的国度，人们对她的未来也寄予了很多的希望，但是大家不要把希望放在死刑上。作为一个成因复杂的群体，“贪官”是杀不掉的，他们只能被选下来。(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张千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