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求多福的时代

　　国家马拉松队开鸡场，上高原买鱼和牛肉，解决训练营养问题。这是近日的报道。马上又有澄清，说没有开鸡场，只是买了一批农家鸡，慢慢杀着吃。但为免吃到含添加剂的东西，马拉松队要亲力甄选可靠食物，这是无误的。

　　此前还有类似报道，如国家体操队禁止运动员在外吃饭，天津柔道队自己养猪等等。据称，近年来，运动员掉进尿瓶子，不少并非服药，而是误食含禁药成分的食物。现在奥运年到了，为确保饮食安全，各项目队就各显神通。

　　这样的新闻，可以作为体育局的正面报道，应该让食品药品监督局下课。中国的饮食业已经整体上不足以提供合格的食物。奥运会药检严格，但并不需要超出日常水平的饮食特供，而是要不在正常食物中额外添加，正常饮食不会导致药检违禁。中国的情况相反，添加成了常态，中招成了常态，合格需要特保。

　　这样的新闻，可以说明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为何必须专供食品。2010年，德国乒乓球运动员奥恰洛夫参加中国公开赛后检出禁药，后被证实为吃了瘦肉精，解除禁赛。奥运摔跤冠军佟文因药禁赛，教练就称吃多了排骨，误中瘦肉精。

　　这样的新闻，可以用来评价我们日常的饮食安全水平。人们并不是每天都接受饮食行业的服务，不是每天都在餐馆吃饭。然而，从食源开始，人们已经进入了不安全的状态。农药残留、瘦肉精、重金属污染、吃避孕药长大的鱼、添加了吊白块的米粉、能存放8年不坏的月饼、工业盐卤制的熟食……没有人可以逃脱饮食不安全的笼罩，除非自己养鸡、养猪、种菜。即使这样，还要注意饲料、农药、化肥以及土壤，想把自己摆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外面，难上加难。

　　食物问题只是围绕食物的种种问题的一个结果。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该为食物问题下课，“放心肉”、“放心菜”、“放心油”、“放心馍”等等，有多少种“放心”的宣示，就有多少个不放心的领域，最后是无不宣示放心，而无一可以放心。然而，这也就终于放心了，再没有悬念，如果我们不能亲力亲为地把自己隔离开来，吃什么都可能是吃药。这是在物资极大丰富的时代出现的一种病症，但它与物资极度匮乏的时代又是殊途同归。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交之际的三年饥荒时期，出现了大量营养不良、“浮肿症”和饿死，应对饥荒的办法包括瓜菜代、吃树叶之类的老做法，包括双蒸饭之类的新发明，还包括各单位自行种菜养猪，城市的街头绿化带都被利用起来种了菜。饥肠辘辘下的病，与药料处处下的病，自有不同。饮食缺乏的饿殍，与麻辣香鲜地食毒，表现上虽有差异，然而，这只是为饱而食和饱食而死的差别，为填腹的自己种菜，与为安全的自己养猪，都把人逼到自求多福的境地。 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单纯的食物安全问题，就像我不认为三年饥荒是一个单纯的饥荒问题。饥荒曾经归咎于天灾，以及部分地归结为阶级敌人的破坏、落后分子的瞒产等等;食品安全也曾经归咎于黑心老板，以及部分地归结为监管不力、制度不全。然而，正如最后三年饥荒被公认为治理上的失败，食品安全问题也应如此视之。

　　这里所说的治理失败，并不只是指食物生产的治理，或者食物安全的治理。这些治理是局域性的，但其实问题是社会面临溃败的一种大局面。饥荒后面是粮食，粮食后面是人民公社、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总路线，而这些后面又是一种无论怎样超乎情理的事情都得以推行的机制。整体性的食品安全问题后面，有黑心老板，更有大量一般的生产加工人员;有尸位素餐的监管，也有面对普遍状况无从监管的尴尬;而且，食品构成了人们相互投毒与相互被毒的环境，它本身又只是整体社会环境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当人们若要求取安全，就只能自求多福，与世相隔;否则只好降低安全考虑，进入无所遁逃的大网，与之同起同伏。这就是社会的失败。为了能够达到日常生活下就能合格的国际标准，运动队要去自己养猪，而大多数人并不需要接受这种合格检验，所以还能够在此活色生香地生活。社会实际上已进入了不能相互提供可靠服务的状态，在这“福分自求”的社会里，生活只是生存，发展只是赚钱，而且看起来效率很高，但社会其实已经消失了。一切都不可靠，吃餐饭都要从自己种菜养猪开始，有何效率可言，社会又在何处？（作者：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