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去世11周年 曾称一辈子没犯“左”的错误

习仲勋同志遗像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2年5月24日5时3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习仲勋的遗产――位中共高官的自我修养

　　大约是胡耀邦去职后的一个晚上，正在中南海散步的习仲勋突然转过头来对同伴秦川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整过人，一辈子没犯‘左’的错误。”这是关于习仲勋的一个被反复记起的场景。

　　5月24日，这名抗战功臣、文革中的受害者、卓有建树的广东省前省委书记以及敢作敢为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辞世已整整10年，人们仍然会念及他的人格和政治遗产。

　　在文革前后经历了16年人生低潮后，他东山再起，成了主持改革的风头人物。他是一名尊重事物复杂性的政治家，一位自称从没向“左”的错误低头的领袖人物。他耿直，关键时刻不肯委曲求全，留下过几次发火或拍桌子的记录；他不乏幽默感，曾要求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出现“撒尿”这种俗话；他有主见，也愿意承认犯过的错误。总之，他具有不凡的个人魅力。在去世10年后人们想起他，会想起一个面对跌宕环境仍保持人格一致的人，一个以超乎寻常的勇气影响中国进程的中共元老。

　　当然，人们也会想起一个爱好麻将，和高龄民主人士、老战友打牌时眼疾手快，常在已经打出的牌里偷摸出一张然后大声喊道“和了”的老顽童。

　　他历来是“左”的路线的批判者，并为此受过不少苦，一度被他参与建设的体制踢出，成为一个改造者，却从不肯为少受些皮肉之苦而违心逢迎。后来，他多次面对动荡，都遵从内心。这些吉光片羽让人反复惦念，无异于成为他最值得重视的财富。

　　人们翻检他留给这个世界的遗产时，免不了记起许多这样的例子。文革开始时，他的身份已经变成洛阳矿山机器厂副厂长。红卫兵前来揪斗，为防止维护他的工人与对方发生冲突，这名饱受委屈的昔日高官转过身对工人说：“你们保护我，是好意。但你们如果打伤了红卫兵是我的责任，红卫兵打伤了你们也是我的责任。”

　　然后，他对红卫兵说：“你们要揪斗我，好，我跟你们走，要走就快走。”然后被推上卡车，带到西安批斗。被批斗完，要离开西安时，他说：既然我已经来了，就让我吃碗臊子面吧。

　　某种程度上，这正是他经常要面对的困境：在坚守原则与体谅他人之间挣扎。当人们时隔多年重新谈论他时，这都是首先会被想起的事情。

　　有一些经常被引用的评价，能部分概括习仲勋留下的这类正能量。

　　“像他这样的人，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事，其中有不少时候党内生活不正常，他心里不知道埋藏着多少郁结和感慨。”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的秦川说。

　　这段话被记录进《秦川谈习仲勋二三事》一文中。这是他遗产的一种留存方式。

　　对于上纲上线、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政治运动，习仲勋并不缺少直接碰撞的体验。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极力避免制造或介入此类悲剧。

　　接近习仲勋的人士差不多有一个共同感受，在数次政治运动中，习仲勋保护过很多人，但除了极少数情况，并未听说他跟谁过不去。

　　在习仲勋手下工作多年的国务院信访室原主任马永顺清楚这些。1959年，马永顺和另外两位同志受习仲勋委托到甘肃解决缺粮问题。回来后，政治风向大变，反“右”倾运动席卷而来。甘肃省委的一个负责人借此向习仲勋告状，说马永顺等人去甘肃调查是搜集“阴暗面”，是严重“右倾”思想，指名要求送他到甘肃接受批判。

　　这件事被习仲勋悄悄压了下来，直到1963年西北局开会时，他才将此事告诉马永顺。

　　不仅不整人，他对整过自己的人也不记仇、不报复。一件由长子习正宁讲述的往事是，习仲勋获得平反后，有一个在文革期间揭发他“反党”罪行的人写信向他求助。习仲勋不计前嫌，尽最大努力给予帮助。

　　“他自己能够鼓起勇气写这样的信，就是最深刻的检讨。他悔恨了他的过去之后，恢复了对我的尊重和信任，不然这封信是写不出来的。”这是习仲勋对自己行为的解释。

　　习仲勋性格里有绵软、宽厚的一面，但并不缺少执着、硬朗。当他在1942年写给中央的信中，斥责当时由康生主持的“挽救失足者”运动荒唐可笑时，他终又变成了那个在炮火中成长起来的热血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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