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新闻事件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所有时代变革里，人也是最基本的注脚。今起本报开辟《提问》栏目，选取焦点事件的关键人物、叱咤风云的名人大佬，以人带事，以事塑人，紧逼核心问题，抽丝剥茧，用另类角度呈现事件真相，并直抵内心深处，褪去伪装，发掘名人精神世界，唤起深刻的社会思考。
今天公检法机关抓的人中绝大多数是没抓错的，是有罪的人。我们律师不能说只给个别被冤枉的好人辩护，那绝大多数有罪的人谁给辩护啊？而恰恰是给绝大多数有罪的人辩护，我认为这是刑辩律师的重头戏，是最大的工作量。
6月9日，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案在北京开庭。作为刘志军的辩护律师，钱列阳再次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
网上不断有人指责他“为人渣做辩护的人也是人渣”，钱列阳保持镇定，他说自己内心仍然存在“理想主义”——做一个法制主义者。
经常为落马高官做刑事辩护，他也往往因此陷入舆论漩涡中，在职业、民意和内心情感三者之间游走。
6月17日，齐鲁晚报记者在北京天达律师事务所内，专访钱列阳。
钱列阳，北京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1964年出生，北京大学法律硕士，1994年开始从事律师行业。曾担任刘晓庆涉税案、厦门远华走私案、青岛聂磊案等有重大影响案件的辩护律师。
“大部分落马高官都能接受判决结果”
齐鲁晚报：您从1994年开始做律师到现在，为多少部长级官员和名人做过辩护？
钱列阳：几十个。
齐鲁晚报：但见诸报端的很少。
钱列阳：对。
齐鲁晚报：为了保密？
钱列阳：开庭之前，不能有任何透露，包括刘志军这个案子。
齐鲁晚报：什么时候消密？
钱列阳：公开开庭之日起消密。只要消密了，就可以了。
齐鲁晚报：那普通人的案件呢？
钱列阳：也一样。至于涉及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的案件，开完庭之后都是保密的。刘志军的案件也好，其他贪官的案件也好，除非有特别内容确实涉及国家机密，我不能讲，别的话都无所谓。
齐鲁晚报：刘志军案开庭结束后，还有不能公开的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吗？
钱列阳：没了。
齐鲁晚报：给高官和名人辩护，与给普通人辩护有什么不同？
钱列阳：社会舆论关心嘛，一关心，骂我的人就多了。所以人家给我开玩笑，说你钱列阳今年反正都得挨骂，刘志军的案子判决出来，如果刘志军死了，你被律师界骂；如果刘志军没死，你被老百姓骂。
齐鲁晚报：当这些高官出事后，他们还是原来那副样子吗？
钱列阳：有的会很沮丧，很没底气，有的会很有怨气，情况各不相同。这是由他们的性格和个案决定的。
齐鲁晚报：昔日高高在上，如今成为阶下囚，他们能否接受这个结果？
钱列阳：大部分人都能理解和接受判决结果，因为他们觉着在预料之中。说句老百姓可能不爱听的话，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往往素质比较高。
“接刘志军案，总共能拿1800块钱”
齐鲁晚报：您怎么评价刘志军？
钱列阳：我个人对当事人的评价，限制在我整个职业行为的百分之五以内。
齐鲁晚报：什么意思？
钱列阳：就是说，我喜欢不喜欢他，跟我如何为他工作是两码事。这就像医生，是不能挑病人的，救死扶伤是你的职责，你喜不喜欢这个病人，跟你该采取什么医疗措施，这完全是两码事。同样，我的职责是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齐鲁晚报：但在为他们辩护时，您内心有个人喜好吗？
钱列阳：毫无疑问，我也是人，这么多年的律师生涯，我为很多当事人辩护，有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有的是发自内心的厌恶，有的是发自内心的佩服欣赏，有的是发自内心的蔑视。
齐鲁晚报：百分比各占多少？
钱列阳：这个我没统计过。但有一条，我所有个人的喜好，都深深留在我心底，绝不会影响我的工作。这是我的职业操守，因为我是个职业律师，而我之所以做这些，是因为我能在内心说服自己，我是个法制主义者。
齐鲁晚报：那自我和职业会有矛盾吗？
钱列阳：现在没什么矛盾，我内心很平和。
齐鲁晚报：所以刘志军案您接了。
钱列阳：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到我头上，我作为职业律师没有找到拒绝的理由。相反，如果有人拿着钱来找我做律师，现在不说每天吧，每个礼拜都有，我是可以拒绝的，而且确实绝大多数我都拒绝了，因为我忙不过来，这是商业行为，但是这个(接刘志军案)就是职业行为了。
齐鲁晚报：如果不接这个案子呢？
钱列阳：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定，是每个律师的义务。如果不接受指定，拒绝，他将受到处分处罚，这是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
齐鲁晚报：也就是说，如果推掉刘志军的案子，您会受到处罚？
钱列阳：理论上，我会受到处罚，更主要的是，从内心良知上，我会无法说服自己。至于说靠这个案子出名，说实话，我并不需要，倒退十几年我可能需要，但现在我不需要出名。而且这个案子又没多少钱。
齐鲁晚报：能拿多少钱？
钱列阳：我和我的助理总共加起来能拿到1800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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