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毛泽东又讲了一番要支持革命左派的道理，尔后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这时，许世友站出来，说：戴高帽子是对地富反坏的，为什么对自己人也戴？我们跟毛泽东这么多年，现在把我们当地主一样斗，我想不通！
本文节选自《我在“文革”初期的磨难》 作者：张震（原军委副主席） 原载于《纵横》2004年06期
“文革”爆发时，我在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任上。
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我和许多同志一样，起初是很不理解的。从1965年11月起，报刊上陆续发表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和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判所谓的“毒草”电影和小说。我总以为那主要是地方学术界、文艺界的事，与军队关系不大。1966年4月下旬，华东局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传达关于罗瑞卿的所谓“反党”问题。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感到难以理解。在我的印象中，罗总长一直是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也很有魄力和能力。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近期的几次谈话，主要是说意识形态领域存在阶级斗争，要开展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对毛泽东的指示，当时我也多作字面上的一般理解，认识依然比较模糊。事后想来，那实际上是毛泽东为发动“文革”，在给党内高级干部打招呼。
5月上旬，根据军委的安排，我到西北地区参观我国第三次核试验。5月22日，在乌鲁木齐听了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传达。《通知》最后明确点出，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我感到，这个提法与过去历次运动不同，隐有所指。参观结束时，同行的兰州军区副政委高维嵩说，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邀我们返回途中在兰州停一停。我从未到过兰州，也很想去看看，但一想到国家面临的政治形势，心中忐忑不安，总觉得还是尽快赶回为好。
5月27日，我回到南京，正赶上学院党委传达5月上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这次会议，重点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停止和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五一六通知》则是这次会议的主要文件。院党委会议期间，我向王平政委汇报并介绍了核试验的情况，因系国家核心机密，我俩是关起门来讲的。其间，训练部有个同志来汇报工作，我们没有开门。后来，有人竟据此“揭发”，说我们是搞“密谋”，成了“文革”中的一条 “罪状”。
5月28日，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同日，经毛泽东批准，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紧接着，党中央又改组了北京市委。就这样，“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7月中旬，根据总政安排，王平政委率军官休假团出访罗马尼亚，前后一个多月。其间，院党委工作由我主持。这时，我的思想很矛盾。一方面感到这场运动来势很猛，和以往的运动不大相同，如何发展，实难预料。用当时流行的话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但另一方面感到这场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起的，我们应该跟得上。在一次常委会上，我与大家交心时说：在座的都是搞民主革命过来的，对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不足，现在连紧跟都感到很吃力。我们常委要互相帮助，过好这一关。我还认为，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是掌握枪杆子的，不能和地方一样。军事学院与其他军队院校也有所区别，干部职务高、资格老，又都经过多次运动，政策水平也比较高。因此，在最初的这段时间里，学院的运动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得比较平稳。主要表现是：
学院没有像社会上那样“轰轰烈烈”。8月上旬，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毛泽东在会上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一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在这个时候，学院仍坚持按军委、总部的指示办，主要是在干部和学员中深入进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教育，学好毛泽东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批示和中央有关文件，没有发生过激的行动。
学院没有写太多的大字报。运动之初，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对写大字报“既不反对，也不提倡”，坐等上面的决定。8月16日，军委下发了《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纪要》，要求军队院校也开展“四大”，破“四旧”。在执行《纪要》时，党委对张贴大字报作了一些限制性规定，如只能到指定地点张贴，23级以上干部才能观看，而且还要凭证，特别强调写大字报要注意保密，要内外有别，不准上街等等。在地方造反派到学院“煽风点火”时，学院广大群众不为所动，还是拥护院党委的领导。
学院没有明确所谓的“重点斗争对象”。《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总政要求“各大单位党委要着重搞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对这些部门，要在普遍学习的基础上，对所属人员包括这些部门的领导干部在内，进行摸底排队，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整顿，对那些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和言论，必须彻底批判”。党委在研究如何执行这个指示时，认为刚刚搞完整风，已经走过“清政治”这一步，再搞“摸底排队”有困难。因此，决定只提出“对那些混进军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和言论，各级党委要确实摸清情况，报请院党委摸底排队”。这实际上就是说，在下边不搞“摸底排队”，而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只要求在宣传、文化、科研和教研室等单位进行一次思想上、组织上的整顿，也不搞“摸底排队”。同时，没有把学院党委委员和学院领导作为重点审查对象。我们认为，对学院领导“摸底排队”，那是上边的事情。部、系领导和其他干部中的问题，有些已经在整风中解决了，没有必要再翻老账。
教学准备工作仍在正常进行。由于在运动开始后，军委、总部并没有明确学院是否停止招生，院常委分工由我负责，做好开学的准备工作。为此，我挤出时间，组织参加第13期教学的同志总结教改经验，抓紧进行招收学员的教学准备和物质准备，研究确定学员班的干部，组织教员备课、试讲。为此，有人批评我老是 “念念不忘教学”。当时，我确实是“身在运动，心在教学”。因为在招生问题上，军委、总部变化多次。开始，决定9月份按时招生，接着说推迟到10月份，随后又说解除招生任务，没过几天，又通知国庆节后接收学员，而且有3000多名。面对这种情况，作为院长，我从未放松准备教学这根弦。直到10月7日，总部才最后明确停止招生。
总之，在那一段时间，是边搞运动边准备招生，学院局面没有失控。对于这种状况，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然而，事情的发展表明，我的想法太天真，只是一厢情愿。刚刚过完国庆节，就接到军委通知，要召开全军院校长、政委紧急会议。10月4日，王平政委和我匆匆赶到北京。原来，林彪等人认为，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领导过分强调军队院校的特殊性，压制民主，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于是，以军委、总政名义，搞了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的文件，规定“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明确指出：由院校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已经“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撤销”，要求“由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对此，我和王平思想上均有些不通，但按照组织原则，又必须贯彻执行。会后，我俩回到南京。10月10日上午，学院党委召开全体会议，传达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精神。当日下午，学院党委召开各单位代表协商会，王平政委和我宣布中断院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宣布后，我俩即退出会场。从此，学院各级党委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也停止了活动。后来，中央将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在更大范围出现了一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导致局势更加混乱。
党委中断对运动的领导后，由政治部出面和群众协商，各单位选举代表，成立了军事学院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院文筹”。随后，学院内部一些不赞成“院文筹”的工人、干部起来造反。他们冲击“院文筹”，把“院文筹”的主要负责人抓到北京关押、拷打。时值隆冬，天气寒冷，他们把人打昏后，用冷水冲，使这些同志至今还留有后遗症。地方和军内其他单位的造反派也开始到军事学院串联，贴大字报，开展辩论，煽风点火，搞所谓的联合行动。学院大部分同志对这种做法很反感，响应者不多。于是，造反派就在外面放风，说军事学院是“顽固堡垒”，运动搞得“文质彬彬”，扬言要“砸开、冲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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