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千人大会四川干部议论:XXX搞得四川到处新坟(图)

　　核心提示：1961年我又被下放到梁平担任县委第一书记，目睹农村的惨状，到处是浮肿病人，到处是新坟累累，家毁人亡，心中十分难过。

大跃进时期 资料图

　　本文摘自当代中国研究所网站 作者：明朗 原题为：我在七千人大会上写了封匿名信 原载于《炎黄春秋》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规定各省由省(市)地(市)县三级党委书记参加。我当时被下放到四川省梁平担任县委第一书记，因而也参加了会议。四川参加会议的人住前门饭店，我和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同志住一个房间。大会首先由刘少奇作报告，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报告提到“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有了严重发展。”“从全国讲恐怕不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讨论报告时，采用大小组会结合的办法。

　　小组会以地(市)为单位，地(市)委书记是当然的组长;大组会以省为单位。万县小组讨论时，多是联系本地实际，阐述对报告的体会。有人发言也涉及到对省里工作的看法，说：四川恐怕属于倒三七哟!有人甚至说恐怕十个指头都烂了。燕汉民立即制止道：“全省的情况咱们不了解，不要乱估计。”

　　会后，我对燕汉民说：“到中央来开会，你制止县委书记们发言，可不大对哟!”燕汉民说：“你在省里工作，还能不知道省委主要负责人的脾气，任他们这样瞎估计，要是传到省委主要负责人的耳朵里，那还了得。我们到省里开会，都准备了两本账，看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口气，该掏哪本掏哪本。对省的工作的评估，还是听省委主要负责人怎么说，咱们就怎么跟。”

　　开第一次大组会，省委主要负责人说了几句，大意是：先体会报告精神，不要急于联系实际。开了几天，该联系实际了，又说：各人检查各人的，不要上推下卸。于是，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省委主要负责人大概觉得老是没有发言不大好，便拿出在省里开会惯用的办法，指定人发言。被指定的人不得不联系本地区情况，讲一番自己的经验教训。

　　我于1958年“大跃进”时下放到德阳县任书记，亲身体会到省委主要负责人那些“左”得出奇的瞎指挥，特别是收回毛主席的“党内通讯”，不许贯彻执行的行为，十分恶劣。1959年下半年我率川剧团出国，躲过了反右倾的灾难。回国后，知道省委主要负责人把许多反映真实情况和对他有意见的地厅级干部都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边层层如法炮制，人数就更多了)1961年我又被下放到梁平担任县委第一书记，目睹农村的惨状，到处是浮肿病人，到处是新坟累累，家毁人亡，心中十分难过。

　　只能和几个信得过的同志私下议论。如今到中央来开会，还是这个情景，人人噤若寒蝉。我气愤不过，于是决心向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真实情况。写的时候勇气十足;写成之后，寄与不寄却犹豫不决：很怕这封信万一转到省委主要负责人手上，后果就严重了。犹豫再三，便去找弟弟明吉顺商量。(他是1938年到延安的，这时在中央劳动部工作)弟弟很支持我，但不主张用真实姓名，而且信由他代抄代寄，以免被人查笔迹查指纹。于是，就这样办了。原信如下：

　　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并党中央：

　　我是在四川工作的一个干部，第一次到中央来参加会议(中央工作会议)。来的时候抱着很大希望，希望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回去愉愉快快地工作。现在会已开了十几天，看起来这个希望是不能实现了。

　　中央提倡说实话，所以我想写这封信，把我知道的情况反映给中央。

　　这次开会，头几次叫我们体会文件精神，不联系实际，后来允许联系实际了，但又叫各人检查各人的，不要把责任往上推、往下推。这几天有人向省委提了点意见，又说发言要端正，于是又像在四川开会一样，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

　　不许讲话，不许讲批评省委的话，这大概就是四川省委领导这次会议的方针，这不过是省委主要负责人闹分散主义的一个表现罢了。

　　在四川工作的干部，上上下下不敢讲话，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只举几个闹分散主义的例子：

　　一、毛主席的六条党内通讯，四川省委不准传达，不准贯彻，叫下边从积极方面了解。

　　二、毛主席反“左”的八句话，四川省委改成三把刀子，变成反右。

　　三、中央关于自留地私人养猪的五条紧急指示，四川省委顶住没有执行。

　　四、四川自作聪明提出“一个样”、“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等政治口号，助长强迫命令和瞎指挥风。

　　五、不执行中央甄别干部的指示，泸州地委第一书记邓自力的错误，是划自留地、解散食堂、毛猪下放。甄别的结果“批判基本上正确”，直到现在省委并没有承认措误;邓自力也没有复职，对其他人的处分，当然也都是“基本正确”。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