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共官员回忆胡耀邦:身边无一人能推心置腹(图)

　　核心提示：胡耀邦身边没有一个能够推心置腹，给他出主意想办法的人;没有一个在危急时敢于奋不顾身、为他冲锋陷阵的人。虽然他拥有一支思想解放的理论大军，却都是“神交”，只是精神相通，毫无私交，连朋友式的来往都没有。

(中宣部理论局原副局长李洪林近影。 受访者供图)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网》，作者：沈洪，原题为：《李洪林：我经历的思想解放运动》

　　走上革命道路

　　沈洪：您在什么年纪入了党?最初是如何接触到共产党思想的?

　　李洪林：我入党是在西北农学院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同学李殿成是地下党员，他当时跟我住一个房间，我们俩很要好，他每天给我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后来还跟我讲延安，介绍他在延安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地方真好，能当个共产党员更好。有一天傍晚我们在校园散步时我问他，你能不能找到共产党?他说：“我就是。”哎呀，我非常高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就是共产党，而且是特委书记，有权批准入党。我说那我能参加吗?他说你行啊，我可以批准你，你一定要记住今天这个日子，这是你政治生命开始的第一天，你从今天就开始一个新生命了。那天是1946年6月30日，它和我的生日一样，我都会记一辈子。那时候入党只有危险，让国民党抓住是要杀头的，但当时完全不在乎，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学运、罢课、闹学潮。我当时别的东西都不懂，只懂得马克思主义，而且从心里相信共产主义是最伟大的事业，加入了共产党，一心一意就是为这个事业献身，别的什么都不顾。当时的心态真有点像和尚出家一样，六根清净，一心成佛。

　　国民党那时候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差，重庆可以出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三联书店可以出版很多进步书籍，而且在大学里的小书摊上就可以买到。像中共七大的毛泽东报告《论联合政府》，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以及《新民主主义论》等在西北农学院都可以买到。我上大学是全公费，吃饭不要钱。除了伙食费还有点结余。另外我还给报纸副刊投稿挣些稿费，所以我买了很多进步书籍。后来在中学教书时，用这些书给学生建了一个地下图书馆，书都分散在学生手里，互相私下传阅。可是学期快结束时，有个学生把一本苏联小说放在课桌上，被国民党派到学校的教导主任(实际上是个特务)发现了。他就开始查这本书的来头，还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一看迟早会查到我这儿，所以立即找校长辞职，说叔父帮我找到了待遇更高的新工作，跑掉了。

　　我父母两个人辛苦一生，晚年唯一的指望就是我。如今我忽然渺无踪影，对他们的打击太大了。两人昼夜倚门而望，终于都病倒了，在床上躺了几个月。我现在想起来就很后悔，对父母这样狠心，真是昧了良心!但那时候却义无反顾，投身“革命”，就像和尚出家，根本不管双亲。我从郿县逃出后，找到组织上的一个关系，和我的领导人李殿成一起到延安去了。把自己的慈母扔下不管，这是我那时的精神境界，它使我抱憾终身。

　　沈洪：之后理论工作是怎么做起来的?

　　李洪林：我和李殿成一起到延安，我到延大先要考试，就是写一篇文章，这我很在行。他们一看好像我还有点马克思主义水平，就留在教育处做理论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先在西安后去兰州，在西北师范学院一边做政治工作一边教政治课，之后又在中央党校学过两年哲学，毕业后调去中央政治研究室，可以说没离开过理论工作。

　　从历史博物馆到中宣部

　　沈洪：后来您怎么去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工作?当时您又如何获得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这一兼职的呢?

　　李洪林：我在政研室的老朋友洪廷彦和丁伟志，我们是一批下放的，他们在北京都恢复工作了，丁伟志建议吴江(时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把我调过去，洪廷彦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也向杨振亚馆长举荐我，馆长看过我当时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脑力劳动的历史命运》，觉得我人还可以，没等中央党校调我，就把我调来历史博物馆，还解决了我全家的北京户口。

　　我到历史博物馆当研究室主任，专门负责筹备建党28年党史展览。这个展览原来已经准备了一个基础，都是极“左”的那一套。整个展厅里全是红海洋，大红标语、语录，比如建党那部分，连陈独秀都不提。为了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我和博物馆的同事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把原来那些不靠谱的叙述修改得比较真实了。

　　至于我之所以成为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并没有人专门告诉我说谁让我来，所以我也不能肯定到底是谁调我去的。可能是胡耀邦，因为他喜欢我的文章，而且是他点名把我调到中宣部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