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罗卫平生活充实，还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晨报记者竺钢
官员要面对的心理压力
官场潜规则带来的人情世故压力 官员问责体制性压力 网络监督、社会舆论压力 诱惑与反腐间的矛盾心态
晨报记者祝玲
罗卫平，原上海黄浦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高级法官。13年前的罗卫平每天想得最多的是：“我要以什么方式结束生命。”无法排解的工作压力、对生活丧失信心。死亡成了他唯一能摆脱恐惧和实现自我“救赎”的最后手段。
今年63岁的罗卫平可能是上海第一个向公众袒露病情的重度抑郁症患者、政府工作人员。对于他及家人来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生活中只有痛苦和灰暗。那时，没有人相信他还能“回来”。
哈尔滨人落户上海
罗卫平是哈尔滨人，在北大荒插队落户时，与上海籍知青相识相爱。爱人回沪后，两人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分居生活，直到1987年，罗卫平才因一项惠民政策无条件落户上海。
罗卫平还记得来沪后，第一次到法院面试时的场景，在人事处办公室里，对方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没有房子，二是没有补贴，三是不能到民庭，因为罗卫平是外地人听不懂上海话，只能去刚组建的经济庭，但需长期出差办案。出差是他喜欢的，没房子可以住爱人家里。何况能有这样一份体面的工作，没有资格挑剔待遇。整个面试只有10分钟，却决定了老罗此后一生的命运。
“我那时就是现在人们所称的‘凤凰男’。”罗卫平说，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他很快升任为经济庭副庭长和知识产权庭庭长，胸前的奖章挂得满满当当。
案子越多心中“包袱”越重
案子越多后，现实中遇到的困惑也越来越多。
“比如有个原本很普通的经济纠纷案件，原告找的是和我有十多年交情的北大荒老知青，被告找的是‘上面’的领导。到了法庭上，双方自恃托了关系，谁也不愿意让步，根本无法调解。”罗卫平说。但更为要命的是，当时的法律法规并不是很健全，这个案子并无具体的法条可循，于是案子可上可下，可左可右，怎么判案本身就在法官的一念之间。
“其实我并不在乎他们各自找了什么样的人，我也想秉公办案。但问题是没有公可以给我秉，偏向双方的判例都曾出现过。怎么判，都要得罪人，伤害人。怎么判，都有心理包袱。”罗卫平说。
这样的案子还不是一件两件，集腋成裘，心中的包袱越来越重。
再比方说，在处理一起国企破产的案件时，到上海的一家大型企业调查，对方留了客饭，事后还在每个前去调查的人包里塞了200元的消费卡，在场的人都收了，自己不收不合情理。很长一段时间，这卡就像魔咒一样，长期困扰着他，这算不算受贿？如果案子没有办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怎么办？
罗卫平说自己的性格过于耿直，许多涉及潜规则的东西自己也无法适应、无法有效处理。而一旦处理不好，又总是会耿耿于怀，对身心都是一种折磨。
引发抑郁症除了工作本身的压力，还来自自身性格的弱点。“其实当了庭长，需要亲自办的案子很少。但长期不服输以及喜欢大包大揽的性格，让我根本停不下来。但事情揽过来了，又很难做好。”罗卫平说，凡事种种，内心的平衡渐渐被打破，想要更加奋进，却又力不从心。
罗卫平说，当时他承办过不少关于著作权、商标权和技术成果权的纠纷案件，处理得不错，有两篇入选了最高法院编辑出版的《中国审判案例要览》。后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尤其是进入了信息时代后，新类型的案件层出不穷，自己在外语和理工科方面的知识欠缺，让罗卫平感觉底气不足，尤其是当上了知识产权审判庭的庭长，看到高中级等法院的知识产权庭长多半是海归或是博士、硕士学位，他内心更加不自信甚至是感觉自卑。
诸如此类的不如意叠加，其实已使老罗病入膏肓，只需一根稻草就可以把他击垮。最后致命的一击是，当了法官十年都没有发生过被上级法院改判错案，没想到当时自己经手处理的一件案子却被上级法院改判，这好像是对自己过去的“全盘否定”，让罗卫平不能接受。
终于，某天正在伏案工作的他突然晕倒在办公室，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就这样戛然而止。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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