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务员工资制度陷入怪圈:各方都不满意(组图)

　　60年来历经数次改革的中国的公务员工资制度，正在陷入一个各方不满的怪圈之中。

　　2014年7月30日，河南省濮阳市开州北路与绿城路交叉口附近的绿城小区，市民们习惯称之为“公务员小区”。 （CFP/图）

公务员薪酬水平&薪酬制定集中度关系。 （李伯根/图）

　　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务员工资管理的权限经历了高度集权到有限分权，再到分权的过程，2006年工资改革再度将工资管理权限集中在中央政府。

　　公务员工资改革陷入央地关系的怪圈：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

　　该不该给公务员涨工资？这个话题始终处在公共舆论热点，又始终说不清楚。在停滞八年之后，最新一轮的公务员薪酬改革也已经箭在弦上，但新的争议也再次出现。

　　另一边厢，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中，仍有138万人争夺12901个职位（竞争比例约为107∶1），其中最热门职位竞争比例高达9411∶1。也就是说，即便最近的“八项规定”等挤出了一部分公务员的额外收入，可它依然还是个诱人的金饭碗。

　　中国的公务员工资制度正在陷入一个各方不满的怪圈：合理的公务员涨薪也可能引起民众的“拍砖”，人事部门长期压制工资增长又会引发公务员的不满，还会导致地方政府变相给员工涨工资。

　　笔者过去六年的跟踪研究发现，公务员工资管理一大症结在于中央地方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务员工资管理的权限经历了高度集权到有限分权，再到分权的过程，而2006年工资改革再度将工资管理权限集中在中央政府。

　　集权的1956年工资制度

　　1956年工资制度是最集权的。全国干部适用同一张工资表，分为三十个工资等级，同一级别的干部收入在各个地区是不同的，全国一共分为十一个工资区。当时的干部平均工资高于全社会平均工资。

　　第一个工资制度的出台是在1956年。

　　之前，为了巩固政权，中央政府集中精力处理解放战争后的一些相关事宜，经济建设的权限就交给地方政府。问题随之而来，人才流失问题在当时非常突出。许多又红又专的干部选择留在地方政府工作，有些为了照顾家庭从中央政府转到地方政府，有些因为地方政府可以让干部们创新地开展工作。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几年，中央政府开始有意识地逐步收权，提高中央权威，1956年的工资制度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此时的工资制度是最集权的。当时全国的干部适用同一张工资表。这张工资表中，政府的雇员被分为三十个工资等级，工资一至三级是给最高级的领导干部（比如主席、总理、副总理等）。同一工资级别的干部的收入在各个地区是不同的，全国一共分为十一个工资区。新疆等地的干部收入就比其他地方高。

　　一张工资表，对人事干部来说是再省事不过了。不过，负面效应也层出不穷，人事管理官员无法应付不同的情况。地方上想出不少方法补偿，比如提供房屋、托儿所、理发室和食堂等。诸如此类的方法变相地侵蚀了正式工资制度的效力。看起来中央政府对工资管理事项有绝对的权威，事实上地方的执行却脱离正常的轨道。

　　值得注意的是，工资管理与财政管理的关系极为紧密。如果地方政府对财政支出拥有极大的支配权，可能会将一部分公共资源用于改善职工的福利。1956年之后30年的工资制度虽然是集中管理机制，但伴随着财政管理权限多次的变迁——分权和集权交替进行，工资制度的实际执行也出现多次的波动。

　　总的来说，当时的干部平均工资高于全社会平均工资，而干部实际收入与自己的努力和承担的责任关系不大，与所在机构、所在地区的财政汲取能力却有很大的关系。尽管在一张工资表下，这一时期的地方干部工资分配已经出现差异，当然，严重程度上还是远远赶不上后来。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