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当北岛迈进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北京四中校门时，才发现这里并不是天堂。除了繁重的学业外，每天被骑进学校的高级进口自行车，飘荡在耳边的高层小道消息，以及每周末只有高干子弟有资格参加的会议，都让他感到莫名的自卑和压抑。而在同时，所有人的衣着却又都很统一和朴素，甚至朴素到了可疑的地步，显得很“平等”。这让北岛感觉很不对劲：“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
直到文革的某天，北岛走进教室，忽然大吃一惊：高干同学们已经摇身一变，披上了簇新的绿军装，甚至呢制的将校制服，脚蹬大皮靴，腰扎宽皮带，手臂上的红卫兵袖标红得耀眼。红色贵族们的这身华服，瞬间将自己与其他同学截然区分开来。这时北岛才恍然大悟，之前自己的压抑，原来就是来自这种隐而未发的优越感 ——终于，它“卸去朴素优雅的伪装，露出狰狞面貌。”
《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是18位亲历了文革的四中学生的回忆录。由于书中大部分作者都属于寒门子弟，所以文革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他们的共同记忆。比如在王祖锷看来，当时阶级路线被贯彻得越来越严格，无论是上学、参军还是工作，都要看出身，家庭背景不好的人处处受限，根红苗正的人则享有很多便利，“人与人的不平等到了如此地步，有些人还是不满足。”赵京兴则说得更大胆直白：“按照教科书和老师的讲法，社会主义社会是个美好的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事实并非如此。”
用不平等、压迫等常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词来描述社会主义社会，这乍看起来很令人惊讶。但正如卡尔·波普（Karl Popper）所说，即使在共产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后，马克思预言的“无阶级的社会”也不会出现，因为就在推翻旧政权的那一刻，“手握权力的人很快便会组成一个新的贵族或官僚阶级，并成为这个新社会的新统治者。”他们会极力掩饰这一点，而最好方式莫过于保留并利用原有的革命意识形态，充分利用它，“一方面，使这些新统治者的权力合法化，并不断得到加强；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精神鸦片’来麻痹无知的民众。”
高干子弟和寒门子弟之间的利益冲突，才是产生全国性红卫兵运动的社会基础，文革也是当时“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建国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只打击了旧社会的统治阶级，红色贵族的权力则乘机无限膨胀。统治者虽然换了，但统治结构却没改变——就像中国历朝历代农民起义后出现的情况。不知不觉间，人民内部已经形成了四个阶级。四中学生就是当时社会结构的缩影：高干子弟的地位最高，工农兵和普通干部子弟次之，知识分子的后代再次。“黑五类”子女则早已沦为贱民，绝对进不了四中。
文革开始后，高干、工农兵、知识分子二代都组成了各自的红卫兵组织，分别称为“老兵派”、“四四派”和“四三派”。虽然这三派红卫兵都使用相同的革命话语，一眼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区别，但只要从他们的具体行为和立场来分析，就能看出这三派红卫兵其实有着各自明确且迥异的政治诉求。
“老兵派”又被称为“第一代红卫兵”，顾名思义，他们是率先投入文革浪潮的。由于能通过家庭在第一时间了解高层政治动向，他们可以先发制人。文革初期是“老兵派”的天下，他们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著名口号，并由刘辉宣谱写成《红卫兵战歌》，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随后的3个多月时间里，全国围绕着“血统论”和“出身论”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虽然当时所有社会资源都已经向红色贵族们倾斜，但他们还是不满足，担心“狗崽子们要翻天”。所以，他们要利用文革，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对于这个意图，“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寒门子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们暂时敢怒而不敢言。
“老兵派”的行动紧锣密鼓。6月初得到毛泽东有意废除高考的内部消息后，北京四中和北京女一的十几位高干子弟立即起草了“废除现行高考制度”倡议书。此倡议书由刘源提交给时任国家主席的父亲刘少奇，并随即见报。这份倡议书称，高考制度“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来的教育方针。”但其实“老兵派”更隐秘的动机是借由废除高考，彻底堵塞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渠道，建立某种“社会主义门阀制”，让红色贵族们世代掌权。
但是，风光了几个月后，毛泽东在8月5号忽然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将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和整个官僚阶层，并随后解散工作组，却使得 “老兵派”的形势急转直下。我们至今无法确定，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究竟是缘于对官僚阶层的不满，还是为了打击政治异己，攫取更多个人权力，或者仅仅是出于一种革命理想主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此举为之前被压抑很久的“四三派”、“四四派”，即“第二代红卫兵”的横空出世扫清了障碍。尤其是8月18日受到毛泽东亲自接见后，“四三派”、“四四派”红卫兵更是强烈地感觉到，毛主席是支持他们的。他们因此陷入领袖崇拜的迷醉中无法自拔，并在随后肆意“倾泻我们无情的暴力”，直至掀翻天地。
“四三派”和“四四派”（寒门子弟）的政治诉求与“老兵派”（高干子弟）针锋相对。前者要求的是“打碎特权阶层”，剥夺红色贵族的权力，“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遇罗克的《出身论》是“第二代红卫兵”的政治纲领。在他们看来，刘少奇是支持“血统论”的，代表官僚阶级的利益；而毛泽东则是支持“出身论”的，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他们强烈要求打倒刘少奇。作为精神领袖，遇罗克始终对毛泽东抱着很复杂的感情。但是在“血统论”横行太久的情况下，除了支持毛外，实在是没有其他选择。在遭逮捕并被处决前，遇罗克还将一封长信交给牟志京保管，“在今后情势允许时，交给毛泽东”。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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