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回归祖国等三大任务不只限于80年代、90年代，甚至90年代以后都还必须坚持。”
进入20世纪80年代，台湾问题的解决显得更加紧迫和重要。
1980年1月1日，邓小平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再次发表元旦讲话。他强调，80年代是十分重要的年代，我们一定要在这10年中取得显著的成就，以保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指出： “去年元旦我讲了三件大事，即全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中美建交和台湾归回祖国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如果说去年元旦很有意义，那么今年元旦意义更大，因为这个元旦是跨入80年代的第一天。80年代是十分重要的年代，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年代。因为我们要实现四化还有两个10年。如果在80年代这个 10年中我们不能取得显著成就，那么我们在本世纪末实现四化的目标就会告吹。在80年代中，我们要在国际事务中起到自己的作用，还要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始终放在重要议事日程上。这就说明，我们在80年代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半个月后，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话，把 “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紧经济建设，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一道，作为“我们在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他说：“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
邓小平强调：“台湾归回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
这次全国人大召开后一个多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人时，更具体地解释和阐述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他说：“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10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经过5年半，现在已经见效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
他还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通过了这个政策。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如果政策不对，就可能变。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国80％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这80％的人的人心。因此决定的因素是政策对不对。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
1984年，是邓小平人生的第80个年头，进入晚年的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正是他对祖国、对历史的一种交待。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出席了签字仪式并会见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香港问题的解决，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为此，邓小平再次自信地说：
“我们提出这个构想时，人们都觉得这是个新语言，是前人未曾说过的。也有人提出这个主张能否行得通？这就要我们拿事实来回答。现在看来是行得通的，至少中国人坚信是行得通的，因为这两年的谈判已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构想在解决香港问题上起了不说是决定性的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这是三方面都接受了的构想。再过13年，再过50年，会更加证明‘一国两制’是能行得通的。人们担心中国在签署这个协议后是否能始终如一地执行，我们不仅要告诉阁下和在座的英国朋友，也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也相信自己的‘一国两制’的主张是行得通的。”
和平解决并不等于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面对未竟之业，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21世纪靠你们年轻人。”
有了以“一国两制”这一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范例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放弃武力统一祖国的方式呢？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和领导人绝不能作此承诺！他的这一考虑，主要是冲着“台独”和外国干涉去的。
1985年9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明确地阐述了中国中央政府的一贯态度：“不管怎样，现在台湾和我们还有共同点，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但如果蒋经国不在了，就可能真正出现两个中国。美国、日本都有一股势力支持台湾独立。我与里根、舒尔茨、温伯格都说过，中美关系的焦点是台湾问题。应该好好解决台湾问题。如果像美国国会那样干涉中国内政，将会在中美关系中引起冲突。蒋经国不在了，台湾出现独立怎么办？我们怎么能承诺不使用武力？我同他们谈得很坦率，确实存在台湾独立的可能性。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但先把话讲明白好。”
1987年春天，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中国与葡萄牙就澳门的回归问题也达成一致。4月13日，邓小平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会见葡萄牙总理席尔瓦时，他说：“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解决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为处理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我们考虑用何种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立足点是：解决香港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英国和香港的利益；解决澳门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葡萄牙和澳门的利益；而解决台湾问题，则既要符合大陆的利益，也要符合台湾的利益。我们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从解决台湾问题着手，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受台湾问题的启发，我们考虑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看来，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这类问题是成功的，为解决国际争端、消除热点问题提供了经验。”
“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
“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问题上的成功实践，也为邓小平理论提供了更为精彩和丰富的内容。就在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的当月，邓小平公开表示：“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是这样说的：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老早就确定了的，写在宪法上的。我们制定的一些政策，包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识，哪一个党派都不行。你们看我这个讲法对不对？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这个胆略是要有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是建筑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的。”
1989年11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十三届五中全会。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决定江泽民任中央军委主席。此后，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了下来，但是，他的思想并没有停止思考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台湾问题，就是他一直思考的一个重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邓小平始终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祖国的统一大业。彻底退下来以后，他还多次听取对台工作汇报，并会见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一些与台湾有关的人士。
1990年9月15日，针对台湾当局在国际上制造“一国两府”的企图，邓小平在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时明确表示：“现在台湾有人想搞‘一国两府’，连联合国的局面都想改变，实际上还是搞‘两个中国’。怎么能把台湾当局称为中国政府呢？这不行。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现在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民族是个机会，需要大家努力，推动台湾走向统一。大陆是中国的主体，有11亿人口。其中汉族占92％，少数民族占8％。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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