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领导与周恩来合影。
2015年9月8日，《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出版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日本所原所长何方、原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丛军（陈毅之女）、乔小东（乔石之子）、郭平英（郭沫若之女）等出席了回忆。
《李一氓回忆录》为李一氓同志生前历时八年亲笔写成，讲述了作者亲历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书中对南昌起义、上海地下工作、万里长征、皖南事变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展现了许多生动的、不为人知的细节。书中也顺带提及了建国后的一些工作、生活情况，包括“文革”中的遭遇以及恢复工作后的许多往事。
李一氓在上海时，是周恩来、陈云领导下的特科成员，是事关周总理清白的“伍豪事件”的见证人。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李一氓回忆录》中关于“伍豪事件”的记录。
1931 年8 月底，党中央军委派我和胡公冕，同往驻在河北的孙殿英部工作。我是作为政治代表，胡公冕作为军事代表。我们到北平的第二天，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我和孙殿英本人和他的部下都没有关系，只有胡公冕和他有点关系。我们到北平以后，也没有贸然地去到他的司令部。因此，我住在北平，先由胡公冕去找他。过了几天，胡公冕回到北平说，因为九一八事变，他的部队可能会有调动。孙表示，以共产党的名义去找他的人有好几起，他也难以分辨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所以他决定，用共产党名义来的人，哪一个他暂时都不接待，意思就是婉拒我们了。我还是继续留在北平，胡公冕就回上海汇报，看下文是什么。以后胡公冕就再也没有来北平，要我在北平等东北党的交通员，带我去参加东北党的工作。因此我就只能一个人留在北平了。后来东北的交通员始终没有来。9 月底，得到中央军委的指示，我又回上海去了。这样在北平共住了约一个月。
我没有到过北方，这是第一次到北平。胡公冕一走，就是我一个人，也不认识谁。想来想去，这时候陈公培还住在北平，他大概住在养蜂夹道，我去看过他两次。那个时候，从城里到颐和园交通非常不方便，全是土路。要么是出西直门雇个驴子，骑驴子上颐和园，下午又骑驴子回城。要么几个人雇一辆破汽车，直去颐和园，这比骑驴子快。陈公培还陪我坐这种汽车去逛了半天颐和园，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事了。逛了以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后又查到了陈启修（即陈豹隐，陈莘农）在北大当教授，我去看了他一次，这是个四川同乡。两陈原来都是党员，后来都脱党了。但他们无非是消沉罢了，并不是出于其他原因。我想，看看他们不会有多大问题，同时还可以了解一下北方的情况。
陈莘农主要是应付我，请我吃一顿饭，也没有谈什么。陈公培住在北平，好像也没有什么事，但是总不能天天去找他们。因此空闲的时间比较多。我一个人从前门搬进城，住在王府井南口的华北饭店，去东安市场，步行就到了，顺路下去就一直可以去北海北京图书馆。解放后，这个华北饭店就拆掉了，没有另建什么新楼。我大部分时间就消磨在北京图书馆，多是上午十点钟以后去。那时在北京图书馆还可以吃简单的午饭。我看的书大部分是关于太平天国的。下午再看一两个钟头，就回到旅馆。晚上一个人去东来顺吃涮羊肉。胃口很大，每次要吃四盘，还有家常饼。现在是吃不了那么多了，东来顺也不见卖家常饼这种面食了。
开始的时候只因为无聊，就去东安市场的吉祥剧院看京戏，但是渐渐地就看上瘾了。每天晚饭在东来顺吃，吃完饭就去吉祥剧院看京戏，这就成了每天的常课。那时北平的旧戏院的经营方法很奇怪，戏票全都包给了某几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常客。这些常客只要打电话给他，他就把最好的位子留给你。
在这个位子的前面，还替你准备了糖果、水果、香烟。这样，看客要担负三种费用：一、这些零食不管你吃不吃都要给钱；二、应交的戏票钱；三、每次还要给作为这些劳务的小费。这些不一定当天付清，可以三天以后付，也可以一个星期以后付，甚至可以半个月以后付。我因为连去几次，一位这样包座的人就把我当成他的常客来对待，我随时去都有好位子。位子前面也摆了些水果。我每次都是一个人，没有什么人好请，也不愿摆这个阔气。经过交涉，免去了水果，我宁愿多给一点小费。这种人在北京我记得有一个专门的称呼，但是始终回忆不起来。没有办法，只得写信去请教翁偶虹和唐在忻两位，他们都是行家。他们都承认有这种经营方法，可又说不出有什么专门的称呼。但是这种人在上海有一个名称，我却记得清清楚楚，叫“案目”。北京的戏场还有一个习惯，头一两出都是点戏，这时一般情况下看客都到不齐，要到名角演压轴戏的时候，那才满场。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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