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早在李雪出生的5年前，1988年，公安部、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就联合下文，禁止将计生证明、超生罚款与户口登记捆绑。
但各地为了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普遍采取了将计生与上户口等权益捆绑的“土政策”。“上户口虽然不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但不挂钩，如何约束超生呢？” 山东省一位不愿具名的计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特定时期的无奈之举。”
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全国至少有20个省（市、自治区）有明确的规定或案例，上户口必须出示计划生育相关证明，其中北京、上海、辽宁、四川、河南、湖北等6个省市在省级户籍制度上明文规定，将计生与户籍挂钩。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万海远于2014年完成的“黑户”调查报告也显示，由于多年来“新生儿落户”与“超生罚款”捆绑成为通行的政策，大量家庭没有及时到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这在客观上带来780万新生儿没有户口，并成为‘黑户’产生的源头。”
“我超生犯错，可是为什么要让孩子承担呢？”白秀玲无法理解这个逻辑。更何况5000元对于当时这个穷困家庭而言，是3年不吃不喝的总和，“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啊？”
没户口，法院不让进
“她连疫苗都没打过。”回忆起往事，白秀玲的眼眶噙满泪水。按照国家规定，婴儿都要免费接种疫苗，但只有在卫生部门登记了新生儿住址的才能接到疫苗通知，可李雪连户口都没有，更不用说户口住址。
1995年，李鸿玉和白秀玲开始带着3岁的李雪上访。在反反复复上访了一年多后，1996年崇文区信访办曾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回复：开除白秀玲，单位处理正确，不能改变；至于户口问题，需要他们写出检查直接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或给区长写信，经区领导批示给公安部门按户口管理规定办理。
这条模糊信息，一度让夫妇俩以为户口有望了。可是，在写了检查，寄了给区长的信后，满怀希望的他们，等来的却是“无人搭理”。
1998年，李雪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李鸿玉央求侯庄居委会给李家附近的桃杨路三条小学写了一封信，请求照顾李雪入学。
可当李鸿玉拿着居委会开具的信、户口本和两本残疾证带着李雪去报名时，校方却坚决拒绝。第二年，学校还是不让李雪入学。
两次拒绝，让李雪从此失去了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
进不去学校，李雪开始自学。已经上了初中的姐姐李彬教她学拼音，学会了，她就自己看着字典学。然而，受到家庭的影响，姐姐初三毕业便辍学就业补贴家用。李雪的教育也仅维持在小学四年级的水平。
有一回跟着妈妈去买菜，李雪看到学生放学，在街上就哭了起来，“妈，我想上学。为什么我不能上学？”
看着眼泪汪汪的女儿，白秀玲只能强忍泪水，“孩子，你没户口，上不了学。”
上不了学的李雪，只能每天呆在家里，“没有朋友，也没有童年，相当于跟社会脱轨了似的”。姐姐李彬觉得，妹妹小时候很胆小，见到陌生人总是怯生生的，不敢跟人说话。“她也不喜欢照相，因为户口的事儿，有些自卑。”
这样的自卑，在万海远的“黑户”调查也得到印证。他发现，“黑户”在心理上没有认同感和存在感，心理健康程度普遍较低。“经常觉得郁闷和忧郁的比例超过34.6%和15.7%。”
在日常生活中，李雪处处感受到没有户口带来的不便和限制。尤其是随着户籍与越来越多的社会福利捆绑，身份实名制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这种感觉愈发强烈。
一切需要身份证的事情，都与这个叫“李雪”的人无关。没去过博物馆，没住过旅店，没有银行卡，没收过汇款，现在连快递都寄送不了，甚至想要去药店买盒康泰克，都被售货员拒绝。李雪用爸爸的身份证办手机号码，用妈妈的医疗本看病，用姐姐的图书证借书。只要是需要用到身份证的地方，她都没办法独立办到。
从李雪家走路到北京南站只有2.8公里，可是22年来，她从没出过北京。去过最远的地方是香山。
她没谈过恋爱，也不敢想象有一天能够像姐姐一样结婚生子。“结婚证都领不了。”一说起来，李雪就眉头紧皱。
更让李雪感到无奈的是，有一回她独自去法院递交材料，法院却让她出示身份证，否则就不让进，“可是我是原告，就是来诉讼户口的啊！”
生活就是起诉、上诉
上访要不来户口，李鸿玉一家四口从1998年开始去法院起诉。
先告永外街道办事处计生办，再告永外派出所，然后是崇文区计生办，最后是崇文公安分局。先李鸿玉告，又以白秀玲的身份告，再以李雪的名义告。
李鸿玉还让两个女儿都自学法律。李雪还小时，由李彬写诉状；后来李彬在肯德基打工，又做了一份兼职，忙不过来，李雪便开始自己写诉状。
结果通常都是：一审，败诉；上诉，败诉；申诉，败诉。申请抗诉，驳回；申请再审，驳回。
16年间，除了诉讼的主体不同，官司的结果全都一样。每当接到败诉的消息，李鸿玉就坐在破旧平房外的院子里抽烟，一声不吭。两三块钱一包的红梅，他一根一根不间断地抽，直到把一整包烟抽完。
这时候，李雪总会走过去说：“爸，您别抽了，对肺不好。”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