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里待了十多年，江沈红见惯了一门心思考公务员的学生，有些从大二就开始准备，有些考了三四次还在考。可是当一个毕业后在基层做公务员的学生回来告诉他“工作不开心”，问他该怎么办时，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时，已是湖北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的江沈红才意识到，他和许多人一样，并不了解基层公务员在做什么，工作生活到底什么样。
在自己四十岁的时候，他决定体验一把。抓着湖北省委组织部每年都会组织博士团服务活动的机会，他安顿好在武汉的媳妇和上小学的儿子，经历8个小时的山路颠簸，成为神农架林区文体新广局的一名挂职副局长。
每个夜晚，对着台破旧的联想电脑，江沈红将每天所见所感一字一字敲下来，总共积攒了30万字、96篇挂职日记。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波教授评价，这些日记“记录了基层公务员现状”。
10个通过了招考要来的大学生，真到报道的时候走了6个
“下午，当我进入办公系统一看，有50个待处理文件！”某个夜晚，挂职副局长江沈文重重地在电脑上敲下这行字。
他已经不记得是哪一天。这个做了10年辅导员，管了9年学生就业工作的副院长到了神农架才知道，这几乎是基层公务员每天的生活。
江沈红曾统计过各科室加入省级工作群的情况，发现各科加入的省级工作群接近50个了。“如果每个群一天只发布一件事情，一天就有50件了，这还不包括区一级的工作群。”他说。
而且，各个办公室门前基本挂着两三块牌子，法规科、扫黄打非科、产业科都在一个办公室。
与繁杂工作相对应的，是紧巴巴的编制。几个科室里“最富裕”的是管着扫黄打非科和产业科的邓科长，手底下有五六个兵。新闻科、广电科只有“科长光杆司令一个人”。
“有时候这个人去开会，办公室里连接电话的人都没有了。”江沈红说。即便管着最多人手的邓科长，也是常常晚上12点才回家。
当晚，他将这些困境一字一字地敲进了电脑，“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他感叹道。
其实一开始，江沈红听说是被分配到林区党校。“前四年的博士团服务，文体新广局一直没分到人，他们很想要一个人才。”
在某次会议上，他听到当地某个书记说起有一次招聘，“10个通过了招考要来的大学生，真到报到的时候走了6个。”
如今，局里工作人员的平均年龄超过40岁，“正规本科院校毕业的是少数”，高学历的人更不用提了。
江沈红想起了那个考上村官过得不开心，然后又到上海找工作的学生。在一年的挂职中，镇上不少有心思的人如同他那个学生一样，试图再次考到更高一级的部门，离开神农架。
“在这里，往上走太难了。”邓科长曾向他感慨。
同刚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一样，邓科长进入文体新广局时，也曾有过好好干朝上走的想法。然而在这个有着将近1000名公务员的林区，整个区有四个副厅，七个正处。他们的局长，年过50的一把手，干过乡镇书记，干过环保局副局长，终于在进入体制内的30多年后成为正科级的局长。
作为挂职副局长，江沈红分管了办公室、新闻出版科。在一年的时间里，办公室主任换了三个人，“这是基层缺人的一个真实写照”。
如今的主任是40多岁的刘姐。曾有局里的人感慨，刘姐幸好是单身，不需要照顾孩子丈夫。否则，这样没有周末、接待领导很晚回家的日子得引来多少家庭纠纷。
来到神农架时，江沈红已是湖北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按照行政级别是副处，而局长虽是一把手却是正科。因不会开车的局长常外出，江沈红兼任了局长的司机。“副处来给咱们开车呢，”局里的人开玩笑道。
“青蛙，在河里的时候归水利局管，到了岸上就属林业局管了。”
刚进入文体局这座墙皮早就脱落的四层楼房时，“文体新广”四个字一度难倒了博士江沈红。
在武汉，他听过文化局，知道体育局，也明白有新闻出版局和广电局，可“文体新广”这四个字还是第一次听说。
局长曾开过这么一个玩笑，如果不用简称，办公楼门前的那块白底黑字的大牌子装不下“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这十四个字。
事实上，去年6月份文体新局与广电局合并，才有了第四个“广”字。而文体新局则在江沈红去挂职之前就已经过了三家的合并。
在挂职日记中，江沈红对文体新广局做了细致的介绍，位于湖北西部的神农架林区是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文体新广局，对上承接着湖北省文化厅、省文物局、省体育局、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体彩中心五家上级主管部门。对下则负责着3000多平方公里的8万多居民的文化体育事业。有着9个科室和6个二级单位，以及37 人的编制。
兵最多的邓科长，因为要对接省里文化厅、体育局、新闻出版局的六七个处室，工作并不轻松，“没有停的时候。”
在被纳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前，神农架因为是国家级的森林保护区，世界地质公园和生态旅游区，同时受到林业局，国土资源局和旅游局等几个部门的多方管理。“谁都不愿少管，真有事又不知道找谁”曾是一种常态。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