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长宏的汽修店店铺同时也是一家人的客厅、卧室兼仓库。店内的家什大都是别人淘汰下来的旧家具。为了多增加点收入，高长宏开始找零工干，经常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妻子韩爱平觉得如果没有失效的疫苗，没有毒奶粉，他们现在应该有块地，盖起自己的楼房，还会有车，哪怕是再差的车也会有一辆。如果老大没有事，他们也不会生第二、三个孩子。
2015年11月4日，赵健辉一家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儿研所病房里。29岁的父亲赵林靠做塑钢窗的手艺赚钱养家，年收入一万多元。27岁的母亲石月从小患有先天性多发纤维瘤，没有劳动能力。这个家虽不富足，却温馨和乐。平静的生活在2015年10月23日被打破，儿子持续发烧一月后，被确诊为“幼年型粒单核细胞白血病”，这对夫妻瞬间跌入地狱。在北京军区总医院住了六天，他们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五万元，这笔钱本来是打算给石月做第二次手术用的。
因为治疗的费用无从筹集，他们几乎放弃了治疗和希望，只能在家照顾持续高烧的小辉，靠吃药维持。而母亲石月从小患有先天性多发纤维瘤，其中脖子左侧的纤维瘤已经进入颅脑，必须尽快手术。小辉确诊后，本来预计进行第二轮手术的石月立马决定放弃治疗，拿出自己的手术费，全力救治孩子。医生预估的七、八十万的治疗费对于家徒四壁的石月和赵林来说是无法逾越的难题。小辉最后还是离开了。临终时，思维还很清晰的孩子告诉爸爸妈妈“我到时候了，坚持不住了”，并嘱咐爸爸妈妈要“好好活着”。
有时面对巨额的医药费，面对亲人的身体健康，有些人甚至情缘突破法律的底线。2012年，不堪沉重的医疗费用的廖丹私刻印章逃掉了交费，给妻子做了49次透析。这也使得妻子的生命延续下来。他累计逃费17.2万元，被公诉到法院。廖丹在法院回答讯问时说，我没什么可辩护的，我承认我犯了错。廖丹对记者说自己逃费是无奈之举，为了能让妻子继续的活着，不管法律怎么判决。图为廖丹、杜金领夫妇。
每周为妻子透析的840元钱是这个家庭最大的负担，而这个家庭的收入则来源于1000出头的低保，和廖丹开三轮拉客的收入，而每周固定的透析开支已经透支了这个家庭。“她的病情，给她喝三杯水就能死，但是我总不能掐死她。”廖丹说。廖丹觉得对不起妻子与儿子，谈到以后的生活可能面临的困难，廖丹不禁流泪。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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