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韩爱晶回忆，当时蒯大富走进来，号啕大哭。 毛泽东站起身，在座的也都站了起来。毛泽东向门口走两步，大家都站在主席周围。江青看着蒯大富狼狈样子，又好气又好笑。蒯大富握住毛泽东双手，脑袋靠在毛 泽东胸前。他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得到毛泽东支持的蒯大富如在梦中，无知的悲痛感染着气氛，蒯大富嗯嗯地哭。他还完全认为自己 是无辜遭劫。见到毛泽东，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里一样，只顾告状。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泽东是极重感情的人，毛泽东流着眼泪，江青也哭 了。
本文摘自2013年第11期《炎黄春秋》，作者韩爱晶，原题为《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图源：AFP/VCG)
1968年7月27日上午，我来到北京大学俄文楼，这 是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总部办公地点。午饭后，我顺便在工作人员宿舍睡午觉。当时我担任北京航空学院会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我也是首都红 代会核心组的副组长。我大部分时间忙于北航的运动。红代会的日常工作，由我校陈良同学常驻红代会代表我处理。
熟睡之中，我被陈良叫醒，他很激动地说：“快、快起来，清华出事啦!多少万人把清华包围了，工人要强行拆除武斗工事!”
我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拍手叫道，“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陈良问：“怎么好?”
我说：“这样不就把武斗问题解决了吗?”
陈良说：“还搞不清怎么回事!”
我下了床说：“走，我们去看看。”
我们从北大往清华走去。只见清华大学围墙外面的路上人 声鼎沸，停靠着许多卡车、吉普、大轿车……我们走近看，车上贴着“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等字样。路边、树下、河坡到处是待命的工人。他们处在热 烈而有组织的状况。看着这种平常少见的场景，我想起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跟我们讲过的话：“我可没你们那么大的胆子，一声令下，随便就在北京开十万、二十 万人的大会。我开一万人的大会都要请示毛主席。”
我对陈良讲：“这么大的行动，调动几万人可不是儿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党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吗?”
清华园里高音喇叭像炸了锅，广播员声嘶力竭：“工人同志们，工人同志们，你们受骗了，杨余傅及其黑后台，操纵你们镇压红卫兵……”
听到这个广播，我的脑袋嗡地懵了，我又急又气地跟陈良说：“这是谁定的调子?这个定调子的人要撤职，这么大的事情还没搞清楚，怎么就可以轻率地说是杨余傅黑后台操纵的呢?定这样的调子太被动了。”
在迎面走过来的人潮里，正巧碰到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李冬民和另一个女头头，好像是陈文香。李冬民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陈文香是委员。他们从清华校园里看热闹往外走。我赶紧问：“冬民，到底怎么回事?”李冬民说搞不清。
我回到北航，想和蒯大富取得联系，让他改变广播台的政治态度，避免学生和工人之间发生冲突。我打电话给清华大学总机，找蒯大富，电话总机回答：“接不通，找不到人。”
我又急忙打电话到市革委会总机，找吴德。很奇怪，找不到吴德。我又请总机找分管文教的丁国钰，也找不到丁国钰。平常，只要一报我是北航韩爱晶，总机马上会接通要找的市领导，这很正常，我是常委，吴德是副主任，丁国钰也是常委。
在电话里我问市革委会工作人员清华大学的情况，回答是 搞不清楚。总之，当时我处在被蒙蔽的状态。我只好在电话里请他们赶紧把清华大学的情况向领导汇报，我非常严肃地强调，搞不好要出大事的。我毫无办法，找不 到上级领导，我无可奈何地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望着天，恰见浓云密布，我仰天击掌，对天大喊：“老天爷、老天爷，你快下雨，快下大暴雨，下刀子!把工人和 学生分开，只要过了今夜就好了。”
晚饭前后，一场大雨把天地冲刷得清新宜人。有人告诉我，说清华那边已经开枪了，具体情况搞不清。
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两点钟，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打来的。刘丰说：“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
我赶到人民大会堂，这次见中央首长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不是直接进大会堂会议厅，而是在西侧南门过道口坐下来等。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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