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小S就是我眼中的黄蓉　我不再是愤青

　　访问蔡康永的这天，我提早到了摄影棚。一场台风前的骤雨，瞬间淋湿了半个台北市，民生东路的骑楼下，站满了躲雨的人们。即使电视新闻强力恐吓民众台风将至，但只要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个大晴天，总有好多人忘了带伞。

　　也许因为记忆有替代效应，也许是这个岛上的事真像台风一样倏忽来去，台湾的人们往往只记得当下。提起蔡康永，几乎所有人的联想都是“《康熙来了》的男主持人，小S 的搭档”；不过，一定还有人记得他机锋绝妙的《两代电力公司》——至少《全民最大党》的许杰辉模仿他时，左肩上总还放着那只乌鸦；他的另一个得奖节目《真情指数》也不可能被遗忘，毕竟那么不无聊的对谈节目绝无仅有，电视台老是回放也不奇怪。当然，也有很多人会记得，他是台湾的公众人物中，少数公开出柜的同性恋者之一——还是老顽童李敖帮他出柜的。又或许有些人读过他出的书、当过他的广播听众、甚至记得他是台湾最大男性杂志《GQ》创刊时的总编辑。至于那极少数对1949年历史感兴趣的考据学家们，可能会记得，1949年上海开往基隆途中沉没的太平轮，船主正是蔡康永的爸爸。

　　看着应摄影师要求握着向日葵的蔡康永，我突然发现，在我记忆中不曾被替代掉的，是那个在十多年前TVBS-G《翻书触电王》节目中，做足功课又煞费巧思向观众推荐漫画和电影的他。他用一贯平静的口吻介绍《七夜怪谈》，盛赞它是部“端庄的鬼片”，还放了片中那段诡异到名副其实“吓死人”的录像带画面，然后以广岛原爆后的景象来解读它。是那个蔡康永，让我买票走进空荡破旧的二轮戏院，如坐针毡地欣赏完这部至今仍敬佩不已的最佳鬼片。

　　如今，我眼前的这个蔡康永，思路清晰、慢条斯理的一字一句，却让我惊喜不已：逝者如斯，他却可能还是那个对世界充满兴趣和疑问、急于把他知道的善良、美好托付给所有人的“20世纪少年”！

　　我已不再愤青

　　你总是予人文雅、好整以暇的印象，即使主持着最热闹的节目，却还是像个冷静的旁观者，你难道没有强烈的情绪吗？

　　大陆有个词“愤青”，是指那些在人生的前半段，看有钱人、成功的人、生活幸福的人不顺眼；恨自己被打压，怀才不遇；甚至恨别的国家、别的文化。我小时候肯定也是愤青，但是愤怒的对象比较巨大：我觉得宇宙有问题、地球有问题，当大人说“世界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很过分，你们怎么可以向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妥协、假装没事？现在的我缓和多了，我可以接受这世上有不能解决的事情。

　　我前一阵子读了一本日本作家写的书《征服世界是可能的吗？》，觉得很有趣。其实这本书的结论很简单，就是征服世界是不可能的。想想看，假如现在全世界的权力都交到你手里，让你成为仲裁者，可能伊斯兰和非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立刻就会到你面前来，要求你给个公平裁决。但不管你怎么做，一定都有人觉得不公。台湾受美国影响深，习惯站在他们的角度，认定自己是正义的一方；但如果我们受伊斯兰文化影响大，肯定觉得美国很邪恶。像这样难以判断是非的事情，愤青听到了会生气的。

　　那么你是怎么脱离愤青的呢？

　　愤青变成我这样算是好下场。我去找比我聪明、有智慧的人的答案，来质问自己，在不断的对照、参考下，终于一点一点地、缓和地接受了世界的真相。这样做也很有趣，因为你会一直有事做。我觉得，去信教、把所有问题的答案交给某个神，虽然很方便，但是却牺牲了整个人生的乐趣。人活下去的乐趣就是遇到变化试着问为什么，然后面对、解决。经过这样的练习，愤青可以变成容忍各式各样想法的人，接受世界是和想象中的不同；否则，愤青可能会变成愤中、愤老。

　　不过像电影《猜火车》中的愤青，一个顿悟，就摇身变成了提公文包的白领阶级，简直像计划好的一样？

　　所以愤青也可能像发疹子一样，发完就结束吧。但我认为曾经是愤青的人，血液中都留有可栽培的东西。愤青变成的父母，会比较能尊重孩子的发展，不容易僵化、遇事无法动弹。我一向喜欢个性强烈的人，愤青绝对比植物状态的年轻人让我更感兴趣。

　　虽然不再是愤青，总还是会有什么能激怒你吧？

　　我特别不能忍受有人嘲笑、批评某一些宗教、年龄、身材的人，或是其它在主流社会中相对比较弱势的族群。我上过一些玩弄这些议题的电视节目，虽不至于暴怒，但是我会避免再上这样的节目。我宁愿用不那么主流的方式来看待事情。

　　举例来说，曾经有个得忧郁症的明星在她的博客上说想自杀，某报的记者就来问我的看法，我说，忧郁症患者需要的是发泄的空间，所以不管她在网上说什么，我们都该让她畅所欲言。但是第二天，见报的却是，“蔡康永说公众人物不该在网上鼓吹自杀，这是不良的示范”。我非常生气，打电话去报社把从负责版面的主管到记者都臭骂了一顿。我告诉他们，我本来就不爱谈别人的事情，你们一定要我帮你们发声，却做出反面的报道。如果这个明星真的去自杀了，是你们要负责？还是我要负责？

　　得忧郁症就是生病，你不会轻视得心脏病或肺癌的人，为什么你要轻视忧郁症患者？

　　后来，当台湾企业界真的有一位企业家因为忧郁症自杀的时候，我又主动打去这家报社，比较客气地再提醒了他们一次：媒体真的可以杀死人，不要以为你拥有操纵别人生杀大权的工具，就可以随意扮演上帝的角色。

　　有些事我只是不谈，如果被迫要谈，我是会发火的。曾经有一些基督徒公开谴责同性恋，2100全民开讲（TVBS晚间九点的政论性谈话节目）邀我上节目参与讨论，这是我唯一一次上这个节目。

　　我对坐在我旁边的基督教人士完全不留余地，用尽各种角度反驳他。要知道，台湾很多角落不比台北，你可能听见一万次歧视同性恋的发言，却听不见一次支持同性恋的声音。一个同性恋孩子在歧视中长大、受到全村的欺负，如果这时人们还强加宗教立场，说他犯了罪，那真的是迫害！

　　让人不开心是一件事，让人活不下去是另一件事；你可以自以为是，但不能伤害到人。虽然我无法像龙应台、李家同那么有使命感，挑战整个社会的错误想法，但当被问起，我也无法假装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