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李连杰壹基金转公背后:国务院文件撑腰(组图)

　　1月11日，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挂牌仪式上，理事会成员集体亮相。深圳壹基金采取集体领导制，基金会的名称里，李连杰三个字被去掉了，没有了李连杰的个人色彩。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图）  

　　我国的基金会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公募基金会可以向公众募捐，非公募基金会则不能面向公众募捐。

　　2007年4月，李连杰（微博）与中国红十字会合作“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这是一个慈善计划和专案。

　　2008年10月，上海民政局批准了非公募“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后成为“壹基金计划”的项目执行机构。

　　李连杰一直希望壹基金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

　　一个“已经生了但没身份证的孩子”――这是2010年9月李连杰对媒体谈及壹基金处境时做的比喻。

　　李连杰同时捅破了中国民间慈善事业的一层窗户纸――民间公益慈善组织难以注册成公募基金会，不能向公众募款；即使成功挂靠在有官方背景的公募基金下，仍然因为没有独立身份而被时刻掣肘，账户不能自主，项目开展受限……

　　之后，一度传出这个已经出生三年的孩子可能夭折的消息。壹基金出面表示否认。“孩子”是还活着呢，但“身份证”在哪儿？

　　2010年11月的一天，李连杰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辗转传达了来自深圳市民政局的信息――有困难吗？找我们吧，也许能帮你解决。

　　仅仅一个月后，壹基金就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证，户籍所在地正是深圳。2011年1月11日，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正式宣告在深圳挂牌成立。

　　没有业务主管单位，又是民间公募基金组织，壹基金在深圳乃至整个中国，都是头一家。“和平竞赛开始了。”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原民政部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这样评价壹基金落户深圳，“这是我当司长的时候拼命推动的，没想到不当司长了，现在开始了。我非常高兴，并乐观其成，一定要不断鼓励他们开展更激烈的竞赛，看谁更有效率，看谁对大众服务得更好，这样，整个社会就好了。”

　　壹基金不仅拿到了身份证，还姓了“公”。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把这一时刻看成是在“见证历史”，也是在“创造历史”。“这一步，代表着未来改革的方向，一定要走稳走好。”马宏说。

　　所谓“走稳走好”其实是指公信力和透明度。在壹基金理事会邀请下，马宏同时以监事长的身份介入壹基金，对其进行监督。“这也是体现我们对公募基金会有更高的要求，因为它募集的是社会资源，所以我们要加强管理、加大问责。”

　　打来半小时电话狂赞

　　深圳壹基金挂牌选择了2011年1月11日下午1点11分。而在一个月多月前，它就在深圳市民政局完成了注册，当时，李连杰给王振耀打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狠狠”地夸赞了政府部门的支持，听得王振耀直笑：哪有这样歌颂政府的？

　　揭牌仪式上，李连杰在致辞中再次感谢政府。

　　事实上，也确实是政府在壹基金拿到身份证这件事上主动出手的。2010年11月，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了解了壹基金的困难处境后，经过深思熟虑，委托老朋友王振耀向李连杰、王石传递消息，递出了诱人的橄榄枝――有什么不方便的，我可以来解决。

　　接到刘润华电话时，王振耀刚跟李连杰参加完一个活动，正要送李连杰上车。“李连杰一开始还不敢相信：哟，是吧？”

　　壹基金立即派出秘书长杨鹏 （微博），去深圳跟刘润华洽谈。“跟他谈完，我就知道这个事能做成。”杨鹏当天往返京深两地，在深圳呆了不到4小时。

　　此后，壹基金的登记注册过程用上了“深圳速度”，只用5天时间就走完全部流程，最终成功在深圳民政局注册登记，成为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政治意义不能低估。”王振耀觉得这件事创造了政府与民间积极互动的一种模式，

　　认同、压力是深圳市民政局与壹基金之间的一把双刃剑。

　　认同在于理念。在刘润华看来，壹基金之所以成功，并不在于李连杰这个人的号召力，而在于壹基金的理念，“1人1月1块钱”。

　　刘润华理解，“1人”是在说人人参与，“1月”是在说持续，“1块钱”是在说不要让做慈善成为大家的负担。“这种全民慈善、重在参与、持续发展的理念，让我们有了沟通无障碍的基础。”

　　压力则不言而喻。李连杰在电视上捅了那层窗户纸后，压力相继而来。“这不是壹基金的问题，更不是李连杰的问题，这是我们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过程遇到的问题，公益慈善组织尤其是民间发起的公益慈善组织怎么合法化。这个信息出来之后，民政部门都有压力，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回答并解决它。”刘润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如果连改革都不敢了，还特什么区”

　　跟李连杰接上头后，刘润华给部里写了一封信汇报，说壹基金要在深圳落户。副部长李立国给他回复短信：“感觉很好”，“高度共识，共同奋斗”。

　　2006年起，深圳就已经开始对行业协会、商会实行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的体制。尽管直接登记局限在行业协会和商会，但这个小尝试为后来的大动作奠定了基础。2009年7月，民政部与深圳市政府签署“部市合作协议”，这一协议直指核心――“探索建立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的制度”。同时，民政部将深圳的试验作为观察点，进行跟踪研究。

　　“部市合作协议”也有“后台”，国务院的政策为这一协议垫了底。一个是国务院2008年底出台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另一个是2009年5月国务院批准的《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有了这两个文件，就有了“先行先试”的提法，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探索改革。

　　身为民政局长，刘润华对中央推行的四大领域改革有自己的见解：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要想做出更多突破性的事情很难；而政治领域的改革，在地方空间不是太大，目前也主要是集中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空间很大，但现阶段主要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概念。

　　“社会领域的改革空间最大，条件最成熟，风险最小。”刘润华说。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恰恰是社会体制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因为公民对社会事务的参与，离开了组织载体，很容易无序，容易有负面效果。”

　　刘润华并不是以“特事特办”对待壹基金落户深圳的，他觉得壹基金的困境是国内民间慈善状况的缩影。他更着眼于公益慈善组织发展的政策环境。

　　在特区任职，刘润华十分强调特区之“特”，他说：“中央为什么要办特区，特区对全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如果连改革都不敢做了，那深圳在全国的地位也是下降为一般的普通的城市。为什么经过了30年，中央还明确经济特区还要继续办下去，还要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发挥什么作用？我认为还是应该在引领全国的改革，在各领域的改革中，还是要先行先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