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伟业中被历史误会的人：反对派陈独秀
摘要：对陈独秀重新评价，并不仅是为之平反，更是为了还原他的人性本色。历史学者罗志田写道：陈独秀有“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的特质，他不迁就任何人，他永远是他自己。他一生用过38个名字，最喜欢的是“独秀”，好友汪孟邹说他这笔名取得太不客气了，陈回答说，“独秀”是他老家安庆的一座山名。
中国革命史上的彗星
文｜李响
开篇语：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电影《建党伟业》于6月15日高调上映，影片描述1911年到1921年间中国的风云变幻，窃国者、改革者、共和派、立宪派，各色人物悉数登场。后世的人对这些历史的弄潮儿，往往贴上简单的标签：陈独秀在官方文献中曾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等九顶帽子，改革开放以来又被一一摘去；张国焘背叛的是自己亲身参与创建的党，他曾是著名的学运领袖，尤善演讲，后来一手创建红四方面军；五四运动中的三大“卖国贼”，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经历，曹汝霖建立了民国中央医院，章宗祥参与起草了第一部国人自己的刑法典，陆宗舆则创立了首钢的前身……
随着大量史料的发掘和重要人物回忆录的出版，那些随时代沉浮的人们不再仅仅是个符号，而渐被还原成一个人。
在电影《建党伟业》中，陈独秀的戏有20多场，仅次于毛泽东，而此前，以陈独秀为主要角色的影视作品十分鲜见。扮演陈独秀的演员冯远征说：“我在拍《建党伟业》时重新认识他、靠近他、演绎他。他是一个立场鲜明、非常有远见的人，一大召开前，他就说不能让共产国际介入，中国命运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在戏里写的很清楚。”
在中共党史上，对陈独秀的定位历经了几次剧烈变迁，他曾经是“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共中央总书记，但1949年官方文献对陈独秀的评价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改革开放30年来，这9顶沉重的大帽子逐一被摘去，只剩“右倾机会主义”。有学者认为，这顶帽子也应该摘掉，因为陈独秀所犯的种种错误，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国际错误指挥造成的，大革命失败后又把责任强加在他身上。
对陈独秀重新评价，并不仅是为之平反，更是为了还原他的人性本色。历史学者罗志田写道：陈独秀有“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的特质，他不迁就任何人，他永远是他自己。他一生用过38个名字，最喜欢的是“独秀”，好友汪孟邹说他这笔名取得太不客气了，陈回答说，“独秀”是他老家安庆的一座山名。
不满马林包办行为，不出席中共一大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高举德赛大旗，成为“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胡适和陈独秀两位安徽人取代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位广东人，开启了“胡陈时代”。
在《建党伟业》中，陈独秀的演讲是重头戏。如傅斯年所说，陈独秀“在思想上是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辟的人”，他特别擅长把学理的表述改为大众化的口号。陈独秀的革命行为绝不仅限于口号，他推崇“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反清时，他曾参加蔡元培、章士钊等人的暗杀团；“五四”时，这位北大文科学长“独立高楼风满袖”，散发传单，被逮捕坐了98天牢，如此“以身试法”，在“五四”学者中绝无仅有。陈独秀有一句名言：“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监狱与研究室是民主的摇篮。”他一生四次入狱，用行动实践了誓言。
1918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并任书记，随后在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进行建党活动。
陈是当之无愧的建党先驱，但奇怪的是，中共一大却不见其身影，这是为什么？普遍的说法是，当时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争取一笔巨款修建校舍，如果他离开广州，这笔款子就会落空。近年来有研究认为，公务繁忙只是陈独秀缺席的表面原因，深层次的心理原因是，陈不满共产国际包办一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本应先向陈独秀建议，然后由陈独秀出面筹办、召集大会，然而马林并没这样做，他在没有征得陈独秀同意的情况下召开一大，以陈独秀的倔强个性和独立人格，这是无法接受的。据此推测，陈索性缺席。
一大后，陈独秀回到上海，与马林第一次见面就不欢而散，马林刚表达完共产国际的意见，陈独秀“霍”地站起来，说：“中共的工作，也无须样样依靠国际，我们有我们的独立性。”马林在一大上曾表示，中共成立，共产国际多了一个东方支部。陈独秀后来说：“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马林提出给予中共经济援助，这是陈独秀尤其不能接受的，他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可是，闹革命和打仗一样，要害皆在一个“钱”字，初生的中共离不开苏联人的资助。据李达回忆，当时上海小组的经费都是稿费维持，因缺乏经费，《共产党》办到第二期便停刊。一大召开，代表们每人150元的路费，还是由共产国际支付的。
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拿陈独秀当替罪羊
陈独秀第一次违背自己的意愿，屈服于共产国际的“旨意”，是在1922年，迫于共产国际纪律，他同意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这种方式实现国共合作。陈独秀历来主张国共合作，但他坚决反对马林提出的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他说这样“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可惜陈独秀是一位当家作不了主的总书记。1991年苏联解体后，原苏共中央档案解密，从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122次会，作出过738个决议，平均两天半一个。连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大权以后，什么时候派什么人去找蒋介石谈话，谈话要注意什么等细节，都有明确指示。
陈独秀四次提出让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都没能成功――不仅是共产国际反对，党内也鲜有人支持他。蒋介石发动 “四&#・一二”政变后，陈独秀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退出国民党，当时只有两个人有反应，任弼时说：“是的呀。”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其余的人默不作声。陈独秀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单独谈这个问题，鲍罗廷回答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
莫斯科不容许陈独秀反抗，是因为当时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他认为“离开国民党就是离开革命” 。杨尚昆1926年到苏联，进入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在文章中回忆：“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一个星期，即4月 5日，斯大林说：‘没有必要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斯大林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当然要马上风风火火地行动起来，制造一件中共省委反对中央总书记的事实，好审判陈独秀这个替罪羊了。”
1927年8月4日，共产国际两名代表从武汉到长沙，找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易礼容等人开了一晚上会，中心议题是要湖南省委签字打倒陈独秀。易礼容等人想不通，认为陈独秀没有叛变，又没有退缩，大革命的失败，很难说是陈独秀一人的罪过，于是拒绝了这一非分要求。苏联人回到武汉，在8月7日“八七会议”上说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撤消易礼容的职务。陈独秀当时也在武汉，但共产国际不许他参加会议，“八七会议”对陈进行了缺席审判，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
被解职之后，憋不住的陈独秀始终坚持给中央写信提建议。次子陈乔年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他虽认同父亲的部分观点，但他劝陈独秀不要写信了，因为中央里有人拿他的信“当做笑话到处宣传”。陈听了之后便不再写信。
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已于当年7月就义，他是站着被国民党刽子手乱刀砍死的，陈独秀刚刚为革命失去爱子，却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他的郁愤可想而知。不久之后，陈乔年也被捕遇害。1928年春，鉴于陈独秀的影响力，共产国际邀请他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陈独秀断然拒绝，他说自己没有“万方有罪在予一身” 的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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