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我被中国教育得很糙 正遭受媒体暴力(图)

艺术家陈丹青在《凤凰网・非常道》节目现场

　　近日，艺术家陈丹青做客《凤凰网・非常道》节目，与主持人何东展开深度对话，对诸多文化及媒体现象进行了探讨，并首次深度剖析自我艺术生活。

　　我的形象是被塑造的 从未相信媒体有良知

　　近年来笔耕不断的陈丹青已在不自觉间成为了公众的意见领袖，其言其论常引发公众追逐，个人表达也屡见于媒体报端，当这些外在元素业渗入这位艺术家思维的肌理的时候，陈丹青开始愈发像种符号，代表着一些立场，也同样被一些立场所代表。而这这样一种身份，原非陈丹青本意。他在节目中表示，“我发现媒体现在非常有办法塑造一个人，他也未必是故意，但是那么几家媒体给造一通下来，差不多你就变成了一个固定形象了。就这样，我还没明白过来，已经给一通全造成这个样子了。然后大家就会很多人一见我面，好像你跟媒体上是完全另外一个人，就说明他已经固定了的形象。”

　　“我现在过多介入社会生活，至少上媒体太多了，这个是我回国就是一直被指责的原因。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媒体有良知，我只是想到原来他妈的是给玩了，就哼一声就这样。”面对《非常道》的采访，陈丹青也并不避讳，他对主持人何东说，“我们此刻也是被媒体暴力着”。

　　中国把我教育得很“糙”

　　从《纽约琐记》到《荒废集》，陈丹青著作数册，以雅驯的字词勾勒出时下百态，而这位书生气十足的儒雅先生，却经常在媒体上“口不择言”。一方面是性情流露，另一方面则是环境所致。在做客《非常道》节目时陈丹青表示：“这个是中国对我的教育，归国后感觉中国有种强大的力量，将自己的心态、语言弄得很糙。”

　　“采访很多，我会变得赶紧打发掉拉倒，然后很多话无从说起，盘根错节，我只能给一个，几乎就回到我们白话文当代一个最坏的传统：就是表态，不是在交谈，就是我对哪件事情，我喜欢不喜欢，一二三四就摆明就拉倒，很难进入一个真的对话的状况。可是我在《纽约琐记》的时候不是这样，我写《纽约琐记》的时候我人在纽约，我还不在中国，那个时候真的心态跟现在不一样，那时我还没有在一个中国单位待过，我也更没有这么近距离知道我周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这是不一样的。”

　　白话文叙述方式禁不住时间考验

　　陈丹青一直以来对五四及五四后文学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目前中国作家面对的最大的问题不是文体与流派，而是语言本身，这是作家们不愿面对却又无法逃避的事实。

　　“我们一开口一下笔就是我们的语言有问题，真的就是这个白话文，所谓白话文有问题。但这个是太大一个话题了，这个场合根本谈不了的。这是所有作家的问题。我现在自己写东西，我知道这一行行写出来这里面都是问题，但什么问题我要去捋。我们的东西有可能禁不住时间的考验，然后慢慢就变成一个文本，可能是一个历史文本、社会文本，但未必是一个文学文本。再过几代人，没有人在乎我们文革到底什么感觉，下乡到底是什么感觉，但是唯一能打动他们的，其实是我们的叙述方式，我们的汉语，我们全都在这个问题里面，几乎百分之百都在这个问题里面。”

　　中国的文化生态至今未见完整

　　最早以写实主义油画闻名的陈丹青近年来的作品，很多素材取自国画经典。他的文化立场上不存在东西方芥蒂，甚至曾一度想改画国画。“油画一直是我的一个情结，但我蛮年轻就很好国画，甚至一度曾差点说我就画国画吧。我第一次到西北去看敦煌，然后到西安、大同，忽然发现原来汉唐的文化那么伟大，它很迷人，因为当时还没有文化意识，但就是这样画画我也能感到另外一种快感。”但是除却立场，陈丹青同样关注着中国的文化生态，于此，他并不乐观。“我相信在这里一个完整的、成片文化生态从来没有在过。总是很偏的，要么特匮乏、要么特过度的一个状态，到今天都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