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芳:处理NGO与政府关系 崔永元很不专业(组图)

　　从事NGO行业的工作，专业化是必须的。崔永元作为NGO从业者在与政府沟通方面是很不专业的。一般NGO都有负责政府关系的专业人士，通晓如何使用政府官员熟悉的语言和方式进行沟通，而不是按照自己的一厢情愿来应对政府的反应，后者通常激化矛盾而无助于解决问题。

　　作者：李华芳（专栏作家）

　　最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属的专项基金“崔永元公益基金”与湖南省教育厅的争议，引出了一个非政府组织（NGO）管理中的重要问题，即NGO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

　　事情的大致原委是崔永元公益基金向湖南教育厅发信请求配合该基金的“乡村教师培训计划”，而湖南教育厅以“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作为回应。此 “三不”态度激怒了崔永元，崔以“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再复湖南教育厅。教育厅表示委屈不理解，而崔永元则坚持批评教育厅。这一看似孤立的事件，实际上反映了不少当下中国的NGO与政府间关系的弊病。

　　专项基金模式一出生便与官办 NGO 纠缠不清

　　崔永元公益基金所采用的专项基金模式，避免了困难的“独立性”问题。因为崔永元基金显而易见并不具有一个独立的法人资质，是一个挂靠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的专项基金。简单来说，就是崔永元基金并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NGO”。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先前对私募公益基金的“双头管理”规定，既需要业务主管单位，也需要登记主管单位，后者通常由各民政部门承担，但业务主管单位就不太容易找到，而且即便是有业务主管单位，民政部门也不一定就会给予资质。在这种双重管制下，选择挂靠在一个已经成立的组织下成为一个专项基金，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制度创新。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红十字基金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NGO，其业务主管单位是中国红十字总会。我将此类组织叫做官办NGO，也就是说此类组织更像是政府的一个分支部门，而非一个独立的NGO。其中最明显的证据是其领导人所享有的对应行政级别。我在《红十字会十三点》一文中已经解释过红十字总会因为历史遗留以及安排退休的干部等，在事实上成为了一个副部级单位。而红十字基金会的行政级别也相当于一个正（厅）局级的事业单位。这样下属的专项基金会出现两个方向的困境。

　　第一个方向是现代NGO与官办NGO在行政、人事、财务、以及项目运行等方面的格格不入。这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是李连杰“壹基金”项目的出走。壹基金试图成为一个专业的现代NGO组织，但红十字基金会的做法依旧相当传统，至少在年度财务报告的披露上，两者有完全不同的取向。分道扬镳实属必然。第二个方向是专项基金运作官办化，被同化成官办NGO的行事风格，但与公益慈善市场的灵活需求相比，这种官僚化的作风很难适应市场，结果造成冲突。

　　搁置道德上的对错问题，崔永元基金的做法相当官僚化

　　目前尚不清楚崔永元基金的工作人员的人事关系是否属于合同外聘，还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人员承担。崔永元基金的一个名为董峰的志愿者向湖南教育厅发信请求配合该基金的“乡村教师培训计划”，以政府公文的口吻提出了六点要求。

　　在这里我们搁置这种做法在道德上的对错问题，从提议来看，是相当官僚化的做法。而且从专项基金运作的绩效来考察，也会发现这其实是一项不一定有效的做法。这个提议本身将所有的前期挑选和审核乡村教师的工作完全交给了湖南教育厅，崔永元基金实际上仅仅负责将被政府挑选和认可的教师拉到城市进行培训、开阔眼界。从一个项目的“可问责性”角度而言，这种前期工作可能会有很大的漏洞。例如政府官员的关系户就可能借机选入，而这其实并不是亟需培训的乡村教师，但却挤占了培训名额。如何将真正需要培训的乡村教师挑选出来，让那些有志于乡村教育的热心者有机会得到培训之后继续泽被后世，这是崔永元专项基金的目的所在，而不是随便让政府教育厅找一拨人。在这里崔永元基金不仅没有将自己组织的目标强化，同时也放弃了效率和问责这两条对NGO至关重要的标准。或许可以这样说，这是官僚化戕害了专业化。

　　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专项基金的目标应该是朝一个独立有效的NGO前进，而不是混杂在官办NGO之中。如果我们简单浏览下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业务，就会发现它其实无所不包，从救死扶伤，到教育、医疗、养老、扶贫等各种领域，严格来说这显然已经违背了“红十字”救死扶伤、聚焦医疗卫生这一专业领域的初衷

　　由于涉及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领域，在内部也会增加协调的成本，各个分支会为了竞争自己领域应该多获得预算，而产生内耗。过多的目标，也使得组织很难聚焦，对专项基金而言，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可能也会非常尴尬。一方面要仰仗红十字基金会的鼻息，另一方面又要拓展自己的品牌和业务，这可能会陷入潜在的冲突中，浪费大量的资源。

　　这里还有一种解释认为这是工作人员借崔永元的名义来要求地方政府配合，说穿了就是“明星耍大牌”。这是很多人不愿意听到的解释，但事实上明星对地方政府耍大牌是因为明星占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从实际的角度来讲，如果耍大牌可以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那么耍大牌就会成为明星们的选择。从董峰的言辞来看，崔永元基金耍大牌的策略的确使得前面合作的政府吃这一套，所以这可能成为了崔永元基金“乡村教师培训计划”的一个策略选择。政府原本在教育领域就投入不足，不作为久矣，崔永元基金的强势反倒可能促成一些改变，这未必是件坏事，尽管耍大牌听起来不好听。只是正如前面分析的，如果耍大牌是要将自己组织的专业职能通过政府来完成，那么即使成了，也不一定是件好事，而这正是崔永元基金的尴尬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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