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正在给复旦大学的学生演讲，主题是“年轻人该怎么活，怎么学、怎么奋斗”（图/苏嘉溪）
国年路复旦大学第一宿舍，加藤嘉一在上海的住所，他与小区里的老人攀谈（图/苏嘉溪）
加藤在路边饿古董摊上翻看一本民国的小册子（图/苏嘉溪）
加藤嘉一（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红人加藤“混”在中国
“所有活动取消了。”
6月8日中午，加藤给我发来短信。这意味着他的“西部高校行”活动遇到了难题。按照计划，这本是他在中国的告别演出，两个月后，他将离开这个生活了9年的国家，去往下一站美国。我回复道：也好，这下可以名正言顺给自己放个假了。
很快他打来电话，情绪低落。显然，这样一种告别方式让他难过。“很遗憾，我本来准备在最后那场讲座时大哭一场的，”他说，“但是现在没有机会了。”
半个月前的南京，他在回答一个读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提问时，谈到年轻人应该多一些渠道了解历史。这个答案没能让在场的一位女听众满意。很快，一篇《致加藤嘉一，也致困惑的年轻人》以及针对他的愤怒情绪在网上如病毒般四下蔓延，“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的标签贴到了他身上。在甘肃省教育厅的直接干预下，加藤对甘肃农业大学的访问被“坚决制止”。连带的一系列反应，终于导致“西部高校行”泡汤。
“你知道我的立场。”他有些委屈，“要是我一直否认或者质疑南京大屠杀，那你说我能走到今天吗？”
“但听众也许只关心你回答‘有’或者‘没有’。”考虑到他的糟糕情绪，我尽量压抑住一些调笑他的想法。
他却颇为沮丧，甚至产生了一些幻灭感：“我在中国的9年就像泡沫。”在过去的无数场合，类似的“敏感问题”他被问过很多次。他自评表现得不错，“一直没有回避过问题”。“你越做越觉得自己不会失控。”同样的问题永远有人在问，当关卡一遍遍重复，冲关者的神经难免麻木。
我想起他说过“中国人最烦日本人说教”，显然这回他没忍住。中国人更习惯外国人彬彬有礼，宾主一团和气。但如若不是那些超越和气的言论，加藤就不是今天的加藤了。
“我是日本人”
每次机场入关，加藤注意到，中国海关官员似乎对他比对旁人要多点兴趣。
“您这次来是做什么？”护照递进窗口，玻璃里面的人盯着电脑屏幕像是一激灵，猛然发问。
“我是来促进中日友好的。”加藤稍作迟疑，狡猾地答道。
“哦，这样……”海关官员拿捏了一下这个虚头巴脑的回答，又问：“那么这次呆几天呢？”
“不好说。”
“为什么？”
“因为贵国计划赶不上变化啊！”
日本人习得的这套中国太极屡试不爽，两人相视一笑，加藤便被放过关去。“其实他们对外国人一般是不问的，”加藤说，“我觉得屏幕上可能有个什么东西，肯定不是黑名单，不过大约也是‘需要关注人群’一类吧。”不少人怀疑他是间谍。“你见过到处接受采访的间谍吗？”他反问。
中国人的议论并非没有理由。5月7日，加藤从美国参加一个会议回到北京，跟我在好运街喝完一杯扎啤，已是深夜11点。“我要去见使馆的人，”他忙着告别，“得跟他汇报下参会的情况。”
在加藤的文章和访谈中，常能看到他有意无意透露跟中日双方的“有关部门”都很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加藤的导师朱锋就曾批评过他“爱吹牛，说大话”。“这是一种保护。”他说，“我说大话是有根据、有战略的，你们不要随便欺负我。我肯定不是随便说我认识薄熙来，不然恐怕早有人‘搞’我了吧。”
我曾看到加藤在日本电视节目上的表现，毕恭毕敬，甚至唯唯诺诺。那个在《锵锵三人行》上翘起二郎腿指点江山的加藤完全不见踪影。他很清楚在相隔一个时区的两个国度，举止言行也得像拨时针一样作出调整。“我并不爱中国”，他说，“爱上的话，我就死定了。我不是大山（演员）那样的老外，保持距离是我的底线。”
如果中日必有一战，你支持哪边？加藤常被问到这个问题。“诸位，我是个日本人。”他顿了顿，眼神变得严肃冷酷，又重复一遍：“我是个日本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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