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冯雪峰“感情的散步”（沈从文语）也好，与汉奸冯达的同居也好，在外人看来，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沈从文偏偏用写实和略带调侃的笔法道出了事情的表面经过，意在表现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丁玲。丁玲怎么也不肯承认此书的真实性。丁玲“辟谣”的急切性，那本书的伤害让这个久经风雨的女人不得不一再站出来为自己辩护。
本文摘自《博览群书》2009年03期，作者：陈素娟，从女性视角看丁玲交恶沈从文
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当时几乎无一人敢出面揭露此事。尚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得知后，于5月25日写下了《丁玲女士被捕》一文，并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刊出，后又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相继刊登出《丁玲女士失踪》以及《记丁玲女士?跋》两篇文章。不久，忽然听到丁玲遇害的传闻，正在为老友奔走呼号的沈从文感到无比愤怒和悲伤。正是在这种情绪下，才有了《记丁玲女士》（后改名为《记丁玲》）一书。当该书在天津《国闻周报》上连载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这不能不说给当局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丁玲的危险性。
近50年后，这份记忆在80年代初被唤起。身为传主的丁玲一反常态，对过去20年给予她政治迫害的人默不作声，却对这部关于她本人的传记痛骂有加、嗤之以鼻。1980年春，丁玲在《诗刊》第3期上发表了《也频与革命》，文中称《记丁玲》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胡言乱语”、“连篇累牍”，并斥作者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两人过世之后，“树欲静而风不止”，由此而引起了一段“丁沈文坛公案”，研究者各持己见，争论不休。其中多数是站在同情沈从文的角度，批评丁玲的“有失偏颇”。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大多都从强调丁玲的政治性出发。这不免引人深思：难道就因为政治信仰的不同，曾经被传为“文坛佳话”的深厚友谊就这样破裂了吗？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存在呢？
丁玲本人曾对一个研究者这样解释：“我被捕后，有一年沈从文又到了常德。有两个文学青年，也是他的崇拜者去看他，并告诉他我母亲在常德，问他要不要去看望。他说没时间了，不去了。这两个青年很气愤，将情况如实告诉了我母亲，认为他太不够朋友了。等到后来我母亲将这一情况告诉我之后，我也很生气，这叫什么朋友？建国前夕，我回到了北京，雪峰同志告诉我，我被捕后，他曾找到沈从文，恳求他出面保我出狱，一切费用由党负担，但却遭到了沈从文的断然拒绝，他表示不能插手这件事了。这就说明，沈从文怕得要命。而他写什么《记丁玲》，好像和我友谊多么深厚，纯粹是伪君子。通过这两件事，我实在不愿再理他了。”（袁良骏《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后来，在她的回忆录《魍魉世界风雪人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82-83页，第91页）里，也有过类似的记载：
1934年他返湘西，路过常德，住在第二师范学校，有师生建议他应该去看一看我母亲，但他不去；第二师范的同学们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并在我母亲面前说了一些不平的话。原来那时沈从文正以挚友的身份在报纸上发表《记丁玲》的长文。我母亲是饱经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过来人，对此倒没有什么很多的感慨，只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值不得大惊小怪；她曾经把这些事当成别人的事那样讲给我听。而我心里却有点难受。我对这个人的为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那种风风雨雨的浪涛里，他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我理解他并且原谅他。只是再次见面时，总有一丝不自然。……哪里料到，后来沈从文却不愿意借用他的名义接我母亲到上海向国民党要还女儿。
撇开这两件事的真伪不谈，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即使沈从文因胆小没敢去做那两样事，也不该成为四十多年后遭骂的理由，更何况丁玲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末就知道上述情形了。丁玲在当时并没有痛斥沈从文，建国后，还曾两度探望过他。直到70年代末，当丁玲首次接触到这部关于她本人的传记后，两人的关系才发生了逆转，个中答案似乎只能在这本书里去寻找。本文试图从女性的视角来探究丁玲何以对这部《记丁玲》产生如此强烈的反感。
关于丁玲初次看到这部传记的情形，她的丈夫陈明后来曾这样描述道：“开始丁玲还没有心思翻阅，后来越看越生气，她认为有些东西是胡编乱造的。有人建议她写文章辟谣，丁玲说，我在政治上背了许多黑锅也没有辟谣，沈从文说生活上的黑锅，我看就不必辟谣了。”（李辉《沈从文与丁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1月第1版，第156页）既然丁玲自己都说“不必辟谣了”，《诗刊》的编辑来约稿时却忍不住违背了初衷，由此看来，沈从文所写的《记丁玲》确实在某些方面招致了传主很强的负面情绪。
作家写传记时，都会带上自己的主观色彩和感情，但为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写又有所区别。前者考虑到传主阅读时的感受往往会有所避讳；后者则少了一些顾忌，更容易信笔写去。沈从文《记丁玲》的写作显然是属于后一种，他是在获知丁玲遇害且信以为真的情形下开始撰写的，《丁玲女士失踪》及《记丁玲?跋》两篇文章都曾提及此事。因此，世人所看到的《记丁玲》是作者的率性之作。所谓率性之作，真实之余，难免不会因无拘束而流于草率，而这种草率又常常易于引发读者的误解。
1979年暮秋，来华访问的日本女汉学家中岛碧女士赠送给丁玲香港版的《记丁玲》，并说明此书是她研究传主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中岛碧还提出对书中的几处疑问，这些疑问不禁驱使丁玲开始阅读这部关于自己的传记。通过阅读，丁玲在这本书的好多空白处都注上了红批。据陈漱渝先生统计，所写的眉批、旁注多达 127条，且多为反驳之辞，足见她当时是何等的不满！
在丁玲的诸多批阅意见中，最为突出的是两条：一是她不能忍受沈从文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对左翼革命者加以歪曲和嘲弄；二是她认为沈从文在用自己的眼光和低级趣味来描绘丑化她的人格形象和生活。后者其实才是让她最讨厌最不能容忍的。丁玲曾对其夫陈明说过“我最讨厌拿他的眼光和趣味看生活”，这句话表明了她的心声。（李辉《沈从文与丁玲》第156页）李辉在《沈从文与丁玲》一书中作过这样的分析：
其实，丁玲应该还有更内在更直接的原因，这就是她一再对人提到的沈从文笔调趣味的不满。她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人，但她同时是一个女人，一个步入暮年的女人。女人，特别是到这种年纪的女人，很难赞同将自己的私生活毫无掩饰地公开，更何况她认为有许多是“编造”的故事。（李辉《沈从文与丁玲》第169页）
尽管丁玲本人也曾与友人说过：“我至今不愿驳斥他，是因为我总觉得个人私生活没有什么重要，值不得去澄清。”（徐小玉《丁玲与徐霞村之交》）若果真是这样，就不会有《也频与革命》，更不会有后来的“丁沈之争”了。
那么，丁玲究竟是如何评价此书的呢？结合1992年岳麓书社出版的《记丁玲》来看丁玲的批语：
她们一面读书一面还得各处募捐。为时不久，她们住处似乎就同那些名教授在一个地方了。至少瞿秋白兄弟同施存统三人，是同她们住过一阵子的。（第53页）丁批：“又是胡说！”
……她的年岁已经需要一张男性的嘴唇同两条臂膀了。……倘若来了那么一个男子，这生活即刻就可以使她十分快乐。（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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