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性交易是否应当合法化”已位列贵国全民年经级议题前四强——另外三个是“是否应当继续计划生育”、“是否应当反对转基因”以及“什么时候打日本/菲律宾/越南”，但迄今为止能够把这话题讨论明白的媒体和个体依然还是少数。为避免本文陷入另一个天坑，我并不打算借郭美美一事展开性交易合法化相关讨论，但却可以借相关的经济学逻辑解读一下郭美美那“几十万”的肉体买卖背后的合理性。
像倚门卖笑这种自先秦就已兴起的行业，已经拥有足够的市场规模和博弈历史，按理说交易双方完全可以使用菜单式交易，明码标价也应当是产业之所以还能够稳定运行的底线。但由于当代中国复杂的外部因素，导致这一最古老的行业受经济学因素发生了诸多变异，首当其冲便是波谲云诡的定价策略。
1.首先，一个冲击惯常认知的事实是——当代中国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性服务提供者最大的价格洼地。
为什么？性服务提供者在哪里不都应该是高收入群体吗？没错，以北京为例，无论大洗浴的技师还是高档社区的楼凤，这些来自东北两湖四川操持着各地口音和良莠不齐的工作技能却可以惊人地拍出千偏一律角度和特效的自拍照的女士们毫无疑问拥有金领级别的收入。而且为了防止钓鱼执法以及各类交易风险，从单价而论，北京洗浴/会所界性服务价格明显有了很大的提升。比如在艺海等“商务头等舱”，曾经两钟就可推油的打飞机，如今起码四钟起，甚至有部分公司规定必须办年卡或者成为会员才能够享受更进一步的服务。即便在那些“泛绿”的场子，迫于扫黄打非的淫威，性服务提供者们也要求顾客成为熟客后（起码第二次光顾时）才可以解除戒备。
但这似乎并不能阻挡性服务提供者群体性的“降薪”，根据《一读》杂志提供的数据，全国性服务平均价格为140元，而根据桔子酒店CEO吴海的估计，这个数字在200元左右，即使在京沪这样的超级城市，这个数字也不过在1000-2000元。那么如果性服务提供者在非生理期全勤上岗日接两单且无中介等其它分流，月均收入（全国）即为8800元左右，月均收入（京沪）取中间值在66000左右。
那么如果以一两银子可以换取如今人民币400元计（各类计算方式繁杂，在此仅取比较保守的中间值），中国古代的性服务提供者可绝对不止是金领的收入，堪称钻石领——以京剧
《玉堂春》中的苏三为例，嫖客初见面便花费300两，后来在不到一年间为苏三花费了3.6万两白银。也就是说苏三的首次交易费用为12万元人民币，包年费用每天大概在4万多元。而在明朝小说家冯梦龙笔下，杭州名妓王美娘的初夜费亦高达300两（12万），此后接客每次需10两（4000元，同时10两银子可基本维持明朝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生活），即便如此依然“宾客如市”。更离奇的是唐朝某“驻京办”官员根据亲身经历写的《北里志》，其中提到长安城名妓天水仙哥掀开帘子让客人看一眼，就要100两（4万元）。时任左拾遗的翰林学士白居易一年的工资，也不过是这位名妓出台两次的收入。
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不难看出，4000元/次且“宾客如市”肯定不适合描述如今贵国性服务行业的现状。如果说出于种种原因，缺乏更严密统计数据的中国性服务价格变化不能令你信服，我们不妨看一下《经济学人》杂志是如何描述美国性服务产业价格变化的——在1911年，妓女的收入相当于普通劳动者的385%，而到了2007年，这一数字下降为144%。
没错，不仅是中国，全球大部分地区性服务从业者并不比一个世纪或多个世纪前的老前辈们收入更高。比如在quartzrose这个网站上，英国最顶级的应召女郎（绝非微信微博上什么外围脏蜜绿茶商模可比，个顶个都是盘靓条顺百里挑一），时薪也不过600英镑（6000人民币）。要知道在中世纪的欧洲，名妓们被吻一下要收费四至五个金币，相当于当时白领们（如家仆等高收入群体）六个月的工资，如果过夜是要收100个金币的，而那已经是白领们10年的劳动所得了。
这是为什么？
试想一下，在一个世纪前，除了性服务者，男子如何享受额外的快感？没有QQ没有微信没有陌陌没有手机和互联网，没有快捷便宜的交通工具，面对同一社区的姑娘当面难以聊骚，更没有异地炮可以随叫随打。一句话——非商业性质的性交流很难实现。更何况，虽然看上去颇为昂贵，但嫖娼具备长远好处，不会有意外怀孕或被迫结婚等潜在的成本。所以1933至1942年出生的美国男性中，至少20%第一次性关系是与妓女发生的。
但如今人类社会已经在意识形态和技术条件上发生了根本性的颠覆，办公室、居民楼、夜店、机场……哪里都可能成为原本陌生的两性发展成为啪啪关系的地方。当交易成本急剧下降的时候，专业与业余之间的界限就被打破了。为何妓女收入下降得如此之快？因为需求在大幅下降。不是说男人的性需求下降，他们的需求依然强劲。但卖淫业和其他行业一样，最怕竞争。谁是妓女最大的竞争者？很简单：任何愿意与男人免费发生性关系的女人。
当然，如果只是基础的供需关系变化，中国市场就不足以称“特色”，更不是最大的价格洼地。要知道，中国的性服务产业还面临另外一个奇妙的外部因素——政策监管。
一般而言，如果某国采取禁娼政策，那么性服务提供者收入会更高些，物以稀为贵嘛，而且妓女要将风险成本转嫁到嫖客身上，就如同上文中我们描述过的北京现状一样。但有趣的是，如果一个国家采取的政策是“将风险锁定于买家”，或者说打击嫖客的力度比小姐更重的话，那情势就完全不一样了。
比如瑞典，这个国家干脆只抓嫖客不抓小姐，于是性服务提供者必须不断降价以补偿嫖客们的风险成本，嫖资于是越来越便宜，到最后部分妓女甚至无力维持下去只得退出，综合来看还收到了一部分“扫黄”效果。
而在北京异曲同工的是，虽然不是只抓嫖不抓娼，但嫖客承担的风险要比小姐大的多。出事后治安拘留罚款不说，还要叫家人或单位来领人，一高兴了看你是大V（比如黄海波老师）甚至要以“收容教育”的方式关半年。扫黄打非政策或许在局部及单价上有利于性服务提供者一方，但于大盘和整体走向而言，却是个不利的信号。中国性服务提供者的收入“今不如昔”实在太过正常。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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