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翻译家抑郁症自杀 译《一九八四》时痛哭(图)

孙仲旭（资料图片）。图/CFP

　　8月29日晚，网友“桥东里”在微博上透露，他受家属之托告知：“青年翻译家孙仲旭先生于2014年8月28日在广州辞世，享年41岁。”有出版人称孙仲旭因抑郁症自杀，孙先生的儿子向业内人士证实这一说法，并称“爸爸已经解脱了。”

　　孙仲旭生于1973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外文系，翻译出版的主要作品有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农场》《巴黎伦敦落魄记》，伍迪·艾伦的《门萨的娼妓》，奈保尔的《作家看人》，以及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总计30多部。其中《麦田里的守望者》对他的人生影响巨大，他曾说：“从译《麦田里的守望者》起，让我走上了翻译之路。”

　　昨晚，孙仲旭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很多翻译界、出版界、作家，包括普通读者都感到震惊。孙仲旭本人8月4日还曾在网上发布最新翻译的译文《情感教育》，很多网友在这条译文下留言表示哀悼。著名翻译家余中先说：“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很喜欢孙仲旭的译文，给他做过编辑，一直以为他很年轻，很有为。愿他安息。”

　　孙仲旭的早逝特别让一些青年作家感到伤心。青年作家阿乙说：“读过孙先生五六本译作，受益很多，广州见过一次，谦卑之人，就活在书本上吧。”张悦然说：“今晚睡前让我们选一本孙仲旭先生翻译的书来读，以此来悼念他吧。”

　　【悼念@孙仲旭 】和奥威尔一样，孙也是个太过认真的人，不能把作品仅当作作品，一个“他人的故事”；他每译一本，便要没入作者的内心一遭，衣其衣冠其冠，从头进去，从脚出来。他不只是译者，他还是一个试棺者。当得知孙译《1984》译到嚎啕大哭时，我想我不得不重新审视奥威尔了。

　　试棺者孙仲旭

　　作者：云也退

　　互联网的功绩之一，是让一个人的故事，他的爱、困惑与死亡激起波澜，而互联网的恶劣，则是让你看到绝大多数人对此毫不关心，甚至反应苛酷。没有互联网时，我们的世界就这么大，我们知足于有限的、看得见的反馈，而现在，多少怨怒恚恨皆缘于亲眼见到了虚无，而我们的奋斗是在与它作无望的互搏。

　　孙仲旭去世，我首先想到的便是他在豆瓣上的个人作品豆列。浸淫文字和书之人，应该是冲淡的，因为他投入多大的努力，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体现在别人眼里不过就是一块统一规格的封面，真有“广厦万间，卧眠七尺”的味道。我读过不少译本，译者在后记里谈“译事之艰”，例行公事地（在我看来是这样）感谢所有要感谢的人，妻儿老小、师友、责任编辑，等等，这些字都是给自己写的，自己在乎，但不敢妄企他人的在乎；甚至作者也是，多少次我看到卷首的“致中国读者”，心中便想：“中国读者”，这个人群有多大呢？其中又有多大的比例，会在乎这个“致”呢？

　　写字从来便是一桩枉抛心力的事，写字者最大的慰藉，甚至不是拿到高额酬劳——那已经不叫慰藉了——而是看到多少自己钦敬的前贤也长期苦于枵腹，忧于来日。看豆列，孙仲旭所译之前辈作者，我读过的很有限，但我知道西尔维亚·普拉思曾经四度自杀，雪莉·杰克逊英年早逝，雷蒙德·卡佛挣扎在赤贫线上，理查德·耶茨的抑郁很有名，乔治·奥威尔在年近不惑时仍在为生计恐慌，急于找份工作，最后好歹在BBC当上了战时播音员。可他又太认真，整日愤恨于战时媒体的满口谎言、扭曲事实，他写《一九八四》，部分灵感便来自在BBC所受洗脑的经历。

　　普拉思，奥威尔，杰克逊，耶茨，深受耶茨影响的卡佛，还有早早隐居的J.D.塞林格，甚至包括伍迪·艾伦，此外，还有孙仲旭虽未翻译，却影响了耶茨、卡佛等人的菲茨杰拉德。这些人，因为孙的缘故好像结成了一个共同体。和奥威尔一样，孙也是个太过认真的人，不能把作品仅仅当作作品，当作一具标本，一个“他人的故事”；他每译一本，便要没入作者的内心一遭，衣其衣冠其冠，从头进去，从脚出来。他不只是译者，他还是一个试棺者。

　　他译奥威尔和塞林格时，我便问他为何去做一些炒冷饭的事。在我看来，普通读者如我，岂能放弃董乐山、施咸荣译本，来选读你的译本呢？董、施皆有大师才子之名，纵你有强过他们的地方，如不做一些宵小之事，例如断章取义地腆着脸吆喝自己，想有所“成”，可能性太小。孙仲旭说，他就是喜欢，喜欢，再加上编辑的邀约，这事就做了。

　　我知道他有多爱奥威尔，这位享寿不足五秩、病恹恹、阴沉沉的作家却是他翻译的起点，每重印一次，他就修订一番。过去不在意，因为他不是我的菜，但当得知，孙仲旭译《一九八四》译到嚎啕大哭时，我想我不得不重新审视奥威尔了。

　　这不仅是出于对孙仲旭品位和人格的信任。读文学的人，尤其是读耶茨、读普拉思、读卡佛的人，都懂得只要有一个人痛哭失声，这世界——原谅我讲这么文艺的话——便值得推倒重来。

　　很多老前辈和不太老的前辈都说，做翻译，或者做广义上的文字创作，尽量有份工作。命运待孙仲旭已相当不错，刚认识时，他便与我说，像他这样，没学过法律却能从事法务，领一份相当不错的薪水，还能有大把余暇做自己爱做之事，很好了。但说话时，我并不知道他会连年累月地翻译，至今出版了37本书。37，几近追上了他的卒岁，若他假自己以年，“等身”不是问题。

　　而现在我们知道，即便是如此的命运也不能削平这个平和的人内里的崎岖；甚或正是这种命运，才让他无法忍受继续这样下去，去面对又一个黑夜过后的白昼。我猜他无法忍受自己的分裂，以文学翻译为生之酷爱，却还得蹭蹬俗世聊以哺给，无法倾身于酷爱之中，犹如海因里希·冯·奥夫特尔丁根无法觅获那朵梦中的蓝花。就是这分裂，在那些不懂、不读、不屑文学的人，自然也不会去“凝视深渊”的人看来，难道不值得他烧一柱高香，额手称幸么？

　　以前读普拉思自传小说《钟形罩》，很疑虑为什么人们要赞赏那么沉重的书，一个女诗人亲身记录自己的毁灭，以女性少有的滑稽戏谑起笔，一步步进入常见的可怕的抑郁心境，时间越过越快，因为生活的内容越来越寡淡、乏味、陈陈相因，再无新人可期，再无鲜美的云在月上飞扬。我想，或许这跟看恐怖片的原理是一样的：见到了别人的苦，合上书本后，才能享受自己的宁静。

　　但，一本文学书真的只是恐怖片么？编辑们都说，每次有英语新书都想着问问Luke，他们其实也都明白，这一本本的小说，而且大多是描写人的某种失败的小说，会磨损一个译者，不只是他的光阴，还有对生的理解和认知。最好的故事都是悲剧，主人公无可挽回地毁于他的人性弱点：他们建房子，他们铺路，他们相爱，然后，作者飞到空中或跳到对岸，高喊着“完了，完了，都完了”。我们掩卷，怅然仰首：是啊，怎么就都完了呢？

　　试棺者孙仲旭，多少次浸入悲剧又厮搏而出，以至于他的非洲之行，看起来都像是面对虚无最后的挣扎，让时间过得慢一点，甚至重焕新鲜。但是，还是让我们不建房子也不铺路吧；我们建一座房子在心里，铺一条路缠卷起来在灵魂里。我们在内部都会不死。在内部，一位杰出的译者能得到他想要的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