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阿富汗女教师Aqeela Asifi。2015年9月，她因对当地教育做出的贡献获得了“南森难民奖”
四
“当时我离安全地带只剩下一百米，”Indrika Ratwatt说，“可是反叛军出现了，他们拦住了我的去路，我没有停，一踩油门加速往前冲，但一声枪响之后，后车胎爆了，他们开了枪，随即我被从车上拽下来，好一顿暴打!”
这是我在巴基斯坦探访的最后一天。晚上，难民署驻当地的代表Indrika Ratwatte请我们吃饭，席间讲起了他被反叛军劫持的经历。那是上世纪90年代，Indrika所在地区的反叛军和政府军发生冲突，反叛军包围了他驻扎的区域，他让难民署同事先撤离，自己和另一名同事留到了最后，结果被反叛军劫持。这件事上了国际新闻，他的妈妈在电视机里看到了他被劫持的消息，一夜之间头发全白。后来，反叛军提出交换条件，Indrika逃得一命。那之前一直到现在，他都在为难民署一线工作。“看多了尸体，反而不觉得害怕，”他说， “脑袋掉了碗大个疤。”
Indrika是斯里兰卡人，五十岁开外，永远不慌不忙、乐乐呵呵，富于教养和风度，小分队里的女孩一见到他就满脸花痴。认识了他，我才相信没有头发的男人也能这么帅。Indrik说，18岁的时候，他满脑子只有姑娘，“恨不得一周换一个”。担任政府官员的父母希望他接任工作，但Indrika 的奶奶告诉他：“孩子，你要听从自己的内心。”于是他选择了难民署，成为了一名人道主义工作者。后来我才知道，Indrik的父亲是斯里兰卡的总理。
Indrika的无畏，也符合我们对人道主义工作者的想象。不过历年探访中，我们也遇到过令人无语，非常官僚的工作人员。最初，我有些愤怒：这样的人怎么能做人道主义工作者?后来我反问自己，为什么人道主义工作者就一定要是完美的人?
所谓“人道主义工作者”，首先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个“人”，人本身就是复杂的个体，会同时拥有人性的美好与阴暗。这个行当和其他行业的人一样，各式各样。六年前最早联络我的难民署新闻官宋菁是个雷厉风行的女性，把我“代言”这事办完，她就调任到孟加拉，现在驻扎在土耳其，这些年总呆在危险之地。你想象她一脸正义吧?其实，她是个KTV麦霸，唱起歌来如训人般铿锵有力，在微博上评点人事特别“毒舌”风趣，令人捧腹。对了，她最爱鹿晗[微博]。
2011年我去泰国梅拉难民营探访时，接洽我们的是难民署在当地的一位高级新闻官——60多岁的老太太Kitty McKinsey。Kitty做过二三十年的战地记者，身量高大，不苟言笑，极其敬业。梅拉难民营情况特殊，是由当地军方管理。探访前，Kitty坐了七个小时汽车先到难民营跟军方打好招呼，确认了我们即将探访的家庭，又坐了七个小时汽车回到曼谷，在机场接到我们，再和我们一起坐七小时汽车回到难民营。我们坐了一趟来回就快散架了，真不知道她六十多岁高龄，两天两趟十四个小时山路来回，是如何继续保持头脑清晰，神采奕奕的?
记得有次晨起集合，小分队里有几个人下楼迟到了两三分钟，Kitty非常生气，用英语把大家骂了一通，我那天有如神助起得很早，所以逃过一劫。当天晚上，定下第二天的出发时间后，其他人都回房间了，Kitty拉着我悄悄说：“我给他们说的时间早五分钟，怕他们迟到。你可以晚五分钟下来。”我一愣，立刻觉得这老太太可爱极了。
每位难民署的官员在同一个国家任职不得超过四年，家属可随行;在危险地区，这个时间被缩短至两年，也不允许家属随行。Kitty一直是单身。从泰国回来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Kitty。有时我甚至觉得那些难民署的工作人员也很像难民，在一个个危难之地流离失所。我曾问过Kitty，多年的难民工作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她说，难民就是你给予他一分帮助，他恨不得用全部来回报，这让她非常感动，觉得一定要和难民一直站在一起。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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