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一些人学会隐忍，学会像打不死的蟑螂一样生存，学会把身体调试成不知疲惫的机器，学会用命里劫数来对待遭遇的不公；另一些人则选择了沉沦，用身体、用鲜血做赌注，与这座城市的繁华快速接壤。
东莞中堂开达玩具厂，暖冬的中午阳光明媚，两个年轻的男工有说有笑准备出厂去午餐。南都记者方光明摄（图片中人物与内文无关）
11月中旬的东莞，明显转凉。
清晨6点，蓝灰蓝灰的晨空里，夹杂着连绵不绝的小雨。东坑富港电子厂六楼楼顶，26岁的何闯和80余名工友已经不吃不喝站了22个小时。他们都是富港电子厂喷漆部员工，最近一次体检，喷漆部共有十余名员工被查出汞超标。这是典型的职业病，工人们要求改善车间环境，可惜交涉无效，于是他们走上楼顶，以扬言自杀的方式，表达诉求。
几十公里外，常平冠亨电子厂的电路板车间，20岁的张欢不停地用干冷的双手搓揉脸颊，以清醒头脑。这是夜班的末尾阶段，在重复了3000多次简单的摁压动作后，困顿成了最大的危险。就在上周夜班，这个瘦弱的小伙子因为犯困，用自己右手操作电路板塑型机，压伤了调整完电路板方位后本该抽出的左手。
常平中心地带，曼哈顿公寓，22岁的陈芳还在沉睡。一年前，这个前黄江精成电子厂的品管员，遭遇了廉价薪水、长时间痛经以及未婚夫欺骗之后，成了常平某酒店月入过两万元的桑拿技师。只是，薪酬变化没能改变她打工期间嗜睡的毛病，她说，最长一次连续睡了三天两夜。
何闯、张欢、陈芳，都是东莞数百万农民工群体中的一员。过去三十余年，他们如潮水般涌向东莞，把东莞令世界瞩目的崛起变成可能，但同时也被东莞改变着：一些人学会隐忍，学会像打不死的蟑螂一样生存，学会把身体调试成不知疲惫的机器，学会用命里劫数来对待遭遇的不公；另一些人则选择了沉沦，用身体、用鲜血做赌注，与这座城市的繁华快速接壤；还有一些人，变成东莞街头随处可见的寻人启事上短短几句话，就像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
机器人
你们不知道，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
天色开始大亮，早起的农民工让城市变得躁动。
富港电子厂南门，数以万计下晚班和上早班的员工在此交会，在巨大的工业厂房背景下，就像一大群缓慢挪动的蚁群，渺小且一致。与何闯一起站在楼顶的几个女工趴在屋檐，急切地向楼下挥手，示意她们已经坚守了整整20多个小时。
她们期待过媒体，但这种事情在东莞太过频繁；她们期待过政府，可到场的官员千篇一律地说，“车间环境肯定没问题，我们年年都组织检查”。于是，工友的关注成为最后的救命稻草。可在门卫严厉的注视下，挪动的人流没有停留或观望，只是熟练地把工卡放在门禁器上，嘀一声，而后迅速离开。此前一刻还在激动挥手的女工们哭泣着爬上屋檐，前一日她们曾以同样姿势威胁当地官员，不过那时说到底只是装装样子，而这次是真的绝望了。
凄冷的细雨把何闯也打得颤抖，他已然清楚这次抗争基本宣告失败，不过他并不打算指责楼下那些工友，因为“在工厂，是人都得变成机器，哪有想法管别人死活”。
富港电子厂是东坑最大的企业，隶属台湾正崴集团，是典型的出口加工型企业，主营蓝牙耳机、显示模块等电子产品制造，客户包括微软、苹果、索尼、摩托罗拉等，其管理模式也是东莞出口加工企业常用的泰罗模式，即人是机器的附属，企业通过严格的标准化管理，对每种劳动要素规定一种科学方法，以达到最高效率。
何闯打进入喷漆部起，就被固定在专有的工位上，每天操作喷枪，喷涂至少5000个电子零部件。其间他站立的姿势（工位不设座位）、与工位之间的距离，包括上厕所时间（每4小时可申请一次）都有严格规定。他甚至无需知道喷枪的构造或者喷枪上按钮的功能，因为由工程部作业分析员严密制作出来的工艺流程图，已经把每个步骤细分到极致，他只需把流程图上的图标死记硬背，再严格执行，即可完成工作。
在工厂，工程部作业分析员几乎是除了人事部职员外，工人们最厌恶的职员。每每某种新产品需要开始生产时，总能见到他们手持计时器出现在车间。
他们不仅精确测量工人们完成每个步骤所需要的时间，同时还研究身体的姿势、身体之间的距离、身体与传送带之间的距离、以及桌椅与工位的高度。他们把所有这些数据输入电脑，以最终确定这条生产线每天的生产指标、传送带速度，以及每个工人的效率。
某种程度上说，工程部追求的是生产机器的梦想。何闯深深痛恨这一点，他总是抱怨工艺流程的过度刻板，“喷漆这个工作明明可以坐着完成，那些分析员却非让我们站着，说只有站着思想才能时刻紧绷，而每天站12个小时的感受他们根本就不理解，直到现在，我每次吃饭都宁肯用5分钟就扒完，以换取剩下25分钟可以随便找个角落靠墙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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