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真的转到东方了吗

　　几年前，我们很难想象，欧洲领导人会向中国政府托钵“化缘”，请求提供资金纾困。同样，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访问华盛顿的中国领导人会公开指责美国政策制定者对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管理不当。

　　在201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和欧洲恐怕还将继续与衰退共舞。许多经济学家称，除非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否则亚洲除日本以外的国家，将继续实现7%左右的快速增长。

　　命运的戏剧性转折，使一些亚洲人产生了某种必胜的信念。“不存在什么资本主义危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名誉教授德赛勋爵表示，“存在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它已经得了‘老年病’。充满能量、创新和增长渴望的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已经转移到了东方。”

　　德赛勋爵表示，几个世纪以来，亚洲国家一直被西方打上“烙印”，但现在，更善于控制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力量的，总体而言是南方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

　　然而，这种胜利感仅到此为止。至少有三个相互作用的原因，使得这场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对于东方而言，同样令人深深不安：

　　首先，除日本、韩国和少数新加坡之类的小国以外，亚洲国家仍然贫穷，或者顶多算是收入中等。许多国家计划走上一条逐渐吸收更多“资本主义”政策的未来繁荣之路，这些政策包括通过放松国家对银行、利率和汇率的控制，使经济向市场开放。但这样一条繁荣之路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危险，可能被繁荣与萧条的循环以及金融灾难所吞噬。

　　过去，亚洲的技术官僚信奉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逐步转型，对国内更加提倡干预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声音，通常持反对态度;如今，他们感到疑惑或失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泰国、印尼和韩国等经济体开出了猛药，要求这些国家削减政府开支，而不顾经济衰退的事实;提高利率;切断银行与政府的联系;并且放松监管。而现在，西方经济体却在为自己开出几乎相反的药方。它们在加大财政政策力度、降低利率，并利用政府资金为银行纾困。

　　第二个原因是：尽管谈论亚洲价值观一度十分流行，但没有哪个亚洲经济体产生了可以替代资本主义的严密制度。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开始实行市场经济。1991年，印度放弃了使之陷入缓慢“印度式增长”的印度式社会主义。其他国家，比如越南，也纷纷效仿，开放经济，从而开启了自身的快速增长。相反，那些固守非市场制度的国家，比如朝鲜、缅甸和老挝，则继续深陷在贫困的泥沼之中。

　　第三，以亚洲的处境而言，不能对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幸灾乐祸。没有多少亚洲国家会声称自己不需要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强劲需求。中国经济学家、IMF副总裁朱民最近表示，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仅为2万亿美元，而美国消费者即使在当前拮据的情况下，每年依然要消费10万亿美元。如果西方资本主义“起火”，那么火苗迟早会烧到亚洲的家门口。

　　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给亚洲国家如何恰当治理提出了许多问题。统一的主题是：政府应承担多么积极的角色?西方专家过去一直批评亚洲经济体干预主义色彩过于浓厚。直到最近，大部分国家都计划逐步消除政府控制。但西方理性市场理论的失败，以及不痛不痒监管的明显弊端，已经使得一些亚洲政策制定者对仓促转向自由主义更为警醒。

　　另一个资本主义危机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亚洲的社会不公平应该达到什么程度。许多人——尤其以中国人和印度人为首——以“涓滴理论(trickle-down theory)”作为增长战略的基础。涓滴理论认为，超级富豪阶层的出现会使所有人受益。但是，和西方一样，亚洲人也在质疑这种自由放任的理论。

　　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的广泛定义内，政府可大可小；它可以施加更多干预，也可以减少计划。在亚洲许多国家，这些政策选择尚有待讨论。不过，在选择的压力猛然增大时，大多数人都信服资本主义，并且，在缺乏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希望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的国家，将只能依赖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

　　“如果你审视一下中国，会看到资本主义的力量——市场机制和激励的力量——确实得到显现，”李昌庸表示，“一些资本主义的要素显然是必不可少的。”（作者：戴维·皮林 译者：何黎 摘编自英国《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