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我与多位高层有私交 但却假装不认识(图)

　　1951年，任志强先生出生在北京的一个高干家庭。父亲任泉生，时任商业部副部长，母亲李秀亨，在“文革”后期担任北京市二商局领导，主管北京的烟酒副食品供应。作为标准的“红二代”，他生活在极具政治色彩的大院：高墙、警卫，食堂、澡堂，一切自给自足。他有天然的骄傲感与优越感。

　　1968年，父母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主动为任志强办理了下乡手续，没有读完初中的任志强被分到条件最为艰苦的延安。插队半年多，18岁的任志强在劳动中摔断胳膊，为保护革命后代，通过关系，他参军入伍，加入了38军某步兵团。这是解放军的一支王牌部队，战绩辉煌，号称“万岁军”。“文革”时，很多高干子弟都在这支部队中服役。

　　但1971年的“林彪事件”让他开始怀疑以往的信念：“为什么前一天还是接班人，第二天就变成反革命了呢？他告诉记者，在“四人帮”后期，他曾经将一大批武器弹药偷偷运进山里的某个训练基地，“如果不打倒"四人帮""我们就上山打游击了”。

　　1981年，任志强复员回京，选择去一家劳动服务公司，和同事卖油条、开理发店、电器修理铺。后来他成为北京第一个租用军用飞机从沿海运电子设备的商人，当时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的设备都是任志强提供的。

　　在华远工作未满一年的任志强，因涉嫌“贪污”被捕，许多战友都跑到任志强家里说情。后来，母亲告诉任志强，听到战友的请求时，父亲一言不发。“我不觉得他应该救我，我要有问题我就该判刑，没有问题自己能出来。”任志强说，“这是我父亲做得很好的一件事情。” 任志强继承了父亲极强的原则性和责任感，还有大男子主义。父亲送他的唯一件结婚礼物，是一双自己穿不下的旧皮鞋，41码。

　　当外界说他是“红二代”、“官二代”时，他几乎跳起脚驳斥：“我父亲从来不管我，他不会为我做任何事情，我也不会依靠他。有些人怎么不动脑子想想，按说当年他那么大权力，那为什么不把我救出来？”

　　在羁押期间，任志强通读了《法学概论》，成了半个法律专家。他和另外6位党员成立了党支部，因为“有些刑事犯人太坏了，党员要团结起来对抗”。经历14个月的调，他被无罪释放。市检察院提出两点要求：第一，任志强不得上告；第二，安排某检察官的妻子进入华远工作。

　　“无所谓了，我没有时间在这上面浪费。”任志强向领导表明态度，“我还要跟着党走，娘打孩子也有打错的时候。”

　　对外人，任志强从不介意提这段经历，讲述时常有自豪感喷发：“能进共产党的监狱而无罪释放，应该说是一件很英雄的事情。有本事你也进去一趟试试。”

　　同时，他有了深刻的认识，“抓你也没错，放你也没错，我们的政府是不会承认自己错的。就是因为我被抓过，蹲过一年多监狱，思考很多，先要保护自己的安全，我知道这个社会不够好，这个制度也不够好”。

　　任志强从事的房地产行业是违法事件的高发高危领域，但在华远集团董事长的位置上一直坐到60岁退休，他始终平安无事。

　　对此，任志强有着自己的解释：“该妥协的时候我会。就是大道理我能分得很清。”随即，他跟记者谈起褚时健等一批落马的国企高管，这群人“像镜子一样”时刻提醒他不要犯错，“他们多半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少量才是经营不善”。

　　1996年，作为国企领导人的任志强年薪就近700万，全国排名前三。他第一时间在华远召开党委会，让所有党委成员签字认可。“这相当于找到了一个保护伞。”任说。果然，很快，组织派人调查他的高薪时，任说：“这不是个人决定，组织认可了。”

　　在华远，任志强要求员工每天看《新闻联播》，时刻了解中国的政治动向。“在真正突破底线时，我会听从党，如果不让干，就不干。”任说。80年代末的游行，华远没有一位员工参与。

　　对于官商关系，任志强特别警惕。作为“红二代”，他的初中辅导员是王岐山，他称自己与体制内的多位高层都有良好的私交，有些人是“推开办公室门一起下盘围棋”的朋友。但他同时强调，做生意从来不会动用这些私人关系。

　　“我不需要找这些人，假装不认识。一些人做这些事，是低能。我叫敝5本事。”任志强阐释背后的逻辑，“让他们给你办事可能害了他，他批了条子，违反纪律，出了事也会害我，所以我不害别人也不害自己。我们也不能确定这些官员哪个会倒，所以绝不是靠某一个人。以人为标准的，从毛主席到林彪都出现过问题。”

　　【《人物》3月封面故事：强捍】任志强先生身份复杂，他既是"红二代"，又是体制的尖锐批评者；他是国企领军人，又高喊"消灭国企"；他信仰共产主义，又认为实现它的途径只有"民主"、"宪政"与"市场经济"。他是精明的现实主义者，也是忠实的理想捍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