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公安机关等多部门合作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跨境追逃追赃的行动。在一条条暗道中，腐败官员携带赃银逃到海外，并通过层层隐蔽的交易链条将赃银洗白，成为他们在海外逍遥的资本。
在反腐专家看来，跨境追赃比跨境追逃更难。这些贪腐赃银如何出境？多部门跨境合作如何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又存在哪些有待改进的法律及机制上的障碍？这是本期关注的焦点，以期在跨境反腐领域，力度更大、法治更为健全。
核心提要：海外追逃追赃已成国内反腐关键词。在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传统的“追逃追赃”表述修改为“追赃追逃”，“追逃”和“追赃”的顺序发生了变化。
“跑路”4天后，“美女”老板陈怡就在斐济被抓捕归案，此前的2013年8月15日，保监会证实了上海泛鑫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陈怡出逃，这起案件被认为创下了保险业内高管携款潜逃的记录，金额高达5亿元。
“陈怡在斐济被抓后，斐济方面很快将当场缴获的赃款返还了中国，这得益于两国政府政治上的良好氛围”，有了解此案内情的学者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等中方再与斐济政府接触，进行下一步赃款追踪、追缴工作时，就不那么顺利了”，这名学者说。
陈怡案反映了中国正在开展的海外追逃追赃行动的难题之一——追逃相对容易，追赃更难。岁末年初，中央纪委、公安部、最高检察院先后公布了各自专项行动的阶段性成果，据中纪委2015年1月7日公布的数据，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设立了国际追逃追赃办公室，共追逃500多人，追赃30多亿元。但官方并未披露追赃的典型案例。
海外追逃追赃已成国内反腐关键词。在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传统的“追逃追赃”表述修改为“追赃追逃”，“追逃”和“追赃”的顺序发生了变化。
一名参与最高检职务犯罪海外追逃追赃行动的检察官说，“去年9月底，最高检举行了规格前所未有的动员大会，中央政法委、中纪委、审计署等相关单位全部派员参加，省级院分管副检察长悉数到场”。
在国内反腐行动力度空前加大的背景下，跨界打击腐败势在必行。因为摆在社会面前的贪腐外逃形势已相当严峻。2001年最高检透露，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2004年8月，商务部研究院调查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但这轮追逃追赃行动，官方没有公布摸底的涉贪腐的外逃资金情况。
“追赃比追逃更难、更慢，原因主要是，证明某人的犯罪事实难，证明海外某笔资金或财产是违法犯罪所得，更难。”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文华说。
联合办案：“时间慢、成本高”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置业公司原总经理李继祥挪用公款案中，国内司法机关即直接请求境外警方协助，成功追回了腐败资产。
2003年9月30日，在贪污、挪用了3000万南海市政府住房基金后，李继祥外逃澳大利亚。广东省检察院经请示最高检，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驻华警务联络官取得联系后，2005年10月，广东省检察院正式向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提出个案协查请求，调查李继祥及其家属在澳大利亚的移民及资产情况。 2006年3月，广东省检察院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商量如何追诉李继祥，双方达成共识，根据广东省检察机关提供的材料，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对李继祥以洗钱罪立案调查。
“作为海外追赃的方式之一，可以由赃款所在国根据相关法律没收，进而返还中国”，德国弗莱堡大学法学院博士赵晨光说。而澳大利亚恰恰颁布了《犯罪收益追缴法》，如果李继祥在澳大利亚被定罪，其非法所得可在追缴后，经澳大利亚有关部门批准返还中国政府。
2007年6月，在查明李继祥财产情况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查封、扣押和冻结了李继祥及其家属约630万澳元财产。作出如此决定的关键是中方提供了什么样的证据材料，要让这些材料被国外司法机关接受，证明效力要求之高可想而知。
2007年7月，两名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到达广东，调取李继祥挪用公款过程中涉及的境内收款人等16位有关证人的证词，逐一建立起数十笔公款由境内转向境外的资金链、证据链。其间，澳大利亚联邦警察还获得了香港警方的协助，向相关财务人员调取了证词。
2009年11月，李继祥被裁定将在昆士兰州最高法院接受审判，迫于法律压力，其前妻等人自愿放弃其名下财产，进而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根据《犯罪收益追缴法》，通过民事程序得到了赃款。11月22日，澳大利亚联邦警察首席运营官武安德到访广东，将一张面额为416万澳元的支票交给广东省检察院检察长郑红。
历时4年，李继祥案的海外追赃终于圆满完成。“李继祥案圆满追赃，被最高检内部认为是一个成功案例”，一名接近最高检的学者说。本报记者获悉，2007年，中央政法委内部曾专门作出了一份《关于建立健全境外追赃机制问题的研究报告》，李继祥案中的外国警方直接协助模式被重点考察。
本报记者获悉，2007年，中央政法委内部曾专门作出了一份《关于建立健全境外追赃机制问题的研究报告》，李继祥案中的外国警方直接协助模式被重点考察。
除李继祥案外，还有历时更久的案例。中国银行（4.84, 0.00, 0.00%）广东开平分行案历时7年，2001年，开平分行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贪污案事发，三人将4.83亿美元移至海外后出逃。2009年，三名主犯先后被定罪，出逃赃款也大部分被追回。
“开平案”是2000年中美签订《刑事司法互助协定》以来，中方向美方提起的第一起刑事司法协助案件，过程中，中方提交了近15万页证据材料。
司法部披露的刑事司法互助信息只更新到2011年，根据其网站信息，中美签约后，中方向美方提出过10个刑事司法协助请求，至2010年底，仅结案1件。
“十年磨一剑”，足以说明国际司法协助的“时间慢、成本高”，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说。
司法部网站上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司法部共办理刑事司法协助请求案件251项件，同比增长50%，涉及30多个国家。但其中，司法部代表中方仅向7个国家提出8个刑事司法协助请求，请求内容包括送达文书、调取银行账户资料、冻结犯罪资产等。
除了司法部，最高检也在一些双边刑事司法互助协定中代表中方，目前最高检并未公开相关数据，全国“两会”的最高检工作报告会不定期披露追缴赃款赃物数据，但并不区分境内境外。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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