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6万名菲律宾士兵及1万5千名美军士兵成为日军战俘。1942年4月9日，对泰尼而言，“是噩梦的开始。”
日军强迫这群投降士兵在几近无食无水的情况下，以走路方式前往100公里外的战俘营，沿路遭日军虐待、屠杀，最终只有6万人走到终点，生者在战俘集中营继续遭受虐待，两个月内又死了近3万人。历史上把这次死亡行军与新加坡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并称为日本在二战期间制造的远东三大暴行。
从早上6：30，走到晚上8点，不允许休息，动不动地抽打。“有个日本兵骂我的鼻子难看，就一枪杆打过来”，泰尼指着自己的脸，“我鼻子歪了、满脸是血、牙也掉了几颗， 几个日本兵咧开嘴大笑，频频点头，他们很满足，因为从我们身上获得了足够的优越感。”
长时间不喝水造成的生理痛苦难以形容，泰尼说自己强撑到第三天，胃因为未进食而绞痛，喉咙刺痛、舌头沾满了泥沙，胳膊和腿不听使唤。他接近昏厥，只能靠意志撑着把左腿迈到右腿前面，再把右腿迈到左腿前面，两腿带动着身子往前挪。“我告诉自己，走到前面那棵树就好，走到了，我再设定下一个目标，比如坚持到下个转弯、走到前面那头水牛。”
日兵暴行
炎热潮湿的天气下，许多士兵得了疟疾，残留在衣裤上的便溺逐渐发酵，队伍中混杂着各种令人窒息的恶臭。
“哈依库！哈依库！”（快点！快点！）泰尼模仿着日本兵的音调，那是他至今仍回荡在脑中的声音。这些故事他绝对说过不下千遍，但每次讲起来仍激动不已。“有些人撑不住走得慢，就被刺刀插死；有些人到水坑喝水，日本兵也举起刺刀刺死。”
日本的翻译在多个场合反复辱骂战俘，“你们比狗都低贱！任何一个日本士兵觉得有必要教训你的时候，都可以揍你。我们叫你休息才能休息、让你喝水才能喝。”
“沿路都是尸体。”在泰尼脑海中，日军的暴行难以磨灭。他记得在行军的第五天，一个疟疾非常严重的士兵，因为高烧举步维艰。日兵一枪托把他砸倒在地，并喊身边的两个战俘在路边挖坑。等挖到一英尺深的时候，又命令他们把这名生病的士兵抬到坑里活埋。这两个战俘摇着头，说他们不能那样做。
日本兵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举枪就把两个挖坑的战俘中的大块头打死了，然后又从队列里拉出两个战俘，命令他们再挖一个坑，把大块头也埋了。泰尼说，生病的战俘被丢进坑里还没有死，土扔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凄厉地叫喊着。
“这是你无法想象的行为，而且日本兵特别喜欢在众人关注下虐待战俘，他们会命令我们停下来观看、更把路过的菲律宾人拦下来强迫观看，男人、女人、小孩无一例外。”
“我浑身发抖，一直想呕吐，但吐不出来。”泰尼说，接下来的日子，他见证着一幕幕肆意的杀戮、数百次斩首，身首异处的恐怖瞬间至今仍在脑中回放。每当日本兵的刀落下，他的心就揪紧，浑身抽搐。“我不能相信，砍头竟然是日军的娱乐方式。不过我下决心活下去。我必须活下来告诉全世界：日军对我们这些战俘做过些什么。”
几十年来，泰尼花了很多功夫研究日本战争罪行并得出结论：这类虐待战俘行为是被当时日本政府允许的。泰尼说，1904年日本颁布的军规明确规定“应该尊重战俘，善待战俘，不得以残暴的非人道的方式对待战俘。”但他遇到的日本军队，却对战俘恣意杀虐。
“押解我们的日本兵情绪高昂，昔日的敌人就在他们的刺刀底下，伸手可及。他们的武士道精神极端膨胀，日本的这种古老的战争哲学认为，投降者是懦夫，一个军人在面对投降时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切腹自杀。” 泰尼在回忆录中写道。
三年劳役
泰尼在经历了死亡行军及战俘折磨后，被运到在福岛县大牟田市三井三池煤矿进行强制劳动。他每天在黑暗的矿坑中工作12小时，没有任何护具、食物也不足，他的体重从近90公斤暴降到45公斤，还染上尘肺病。有些战俘为了逃避痛苦的劳动，用自残的方式打断自己的手骨，换得几天休假。这样黑暗的劳役生活，持续三年。
1945年8月9日早晨，泰尼向矿坑东南方35英里外望去，他看见一朵蘑菇状的巨型云朵，从长崎市上空散开。
那是美军对日本投下的第二颗原子弹，日本在六天后宣布投降。“战争结束了！”他熬过了上千个饱受折磨的日子，“我还活着。”他内心激动地呐喊，当时泰尼只有25岁。
返乡的几年并不好过，泰尼发现他的心灵寄托、妻子劳拉因为误收了死讯，而改嫁他人。心碎的泰尼深受创伤症候群（PTSD）的折磨，几乎身体的每一处都留有战时受伤的痕迹，亲历的暴行以及生活的不顺让他充满恨意，他还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失败婚姻。“每当我不如意、生气时，就觉得这一切都是日本的错。”
泰尼常与其他幸存弟兄们咒骂着那群可恶的“JAPS”，那几年，背叛和恨意纠结着他的人生。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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