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我提出“放弃在金边的事业，回国工作”。我的母亲不同意，她老人家认为：凭借我在商场上的优异表现，应该成为常家光宗耀祖的“希望之星”。幸好我父亲认为：好男儿志在千里，既然我的两个哥哥都在柬埔寨生活，那么常家也该在自己的老家―――中国广东留下一股血脉。在父亲的支持下，我实现了回国工作的夙愿，并在祖国的怀抱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7年，越南的政治形势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其背景如下：二战结束，越南人民在越南共产党和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又进行了十年的抗法战争。1954年，越南人民取得“奠边府”大捷后，法国殖民者不得不撤出越南。
1957年，联合国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决定以北纬17度线为界，将越南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分别交由两个不同的政府领导。越南北方，由胡志明主席领导；越南南方，则由美国人扶持的吴庭艳领导。联合国同时规定：当年7月举行越南的全国大选，选举出统一的越南中央政府。可惜，由于美国的插手，这次大选未能如期举行。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冲破美国的反华包围圈，决定派出情报人员，深入西贡、金边两座城市，搜集情报。由于我前面交待的那些琐碎经历，组织上决定调派我加入隐蔽战线，从事境外的情报搜集工作。
随机应变化敌为友我和国民党特工交“朋友”
在金边和西贡从事情报搜集的，除了我党派出的谍报人员外，还有数量更多的来自台湾的特工。一天，我正在和做二手汽车生意的萧先生聊天，他突然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常先生，我看你一点也不像是中共派来的特务！”听了这话，我吓了一跳，但表面上我还是若无其事地说：你大概是看特务小说看多了，你怎么会把我和中共特务扯到一起呢？”萧先生笑着说：“依我看，你当然不像什么特务，倒像是《西厢记》里的张生，很有点风流倜傥呢。上次‘巴黎’西药房的女老板说起你，还说是没见过像你这样潇洒的汽车销售经纪人，要我介绍你和她认识呢！可是，我虽然说你不像中共特务，但周先生一口咬定，说你是中共派来的。他不但告诉我一个人，而且还把这件事告诉了许多人。”
周先生名叫周球，金边华侨，他的父亲也是金边很有名气的中医。周球曾和我同在金边的学校读书。抗战期间，周球返回国内，参加过国民党在江西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后又加入了国民党的青年军，出征缅甸，接受过抗日战火的洗礼，在部队中一度官拜少校。
小时候，我对周球很是崇拜，但抗战胜利之后，我和周球对于许多事情的看法，开始分道扬镳。1949年之后，周球去了台湾，娶了一位国民党官员的女儿，我则于1950年返回国内，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
因此，1960年我刚刚返回金边时，就有朋友告诉我：“你要小心周球，听说他现在是国民党某机关派到金边来的，知道你要返回金边，他对你很有看法呢！”现在，周球终于公开了他对我的“看法”！萧先生的这番议论，让我对自己的“表现”和“处境”更加警觉起来。既然我们同在金边工作，那么，周球对我的“看法”，就是隐藏在我身上的癌细胞，就可能随时发展成为致命的绝症。我必须想办法扭转被动局面！
周球喜欢阅读武侠小说，我们从武侠小说，说到了儿时在一起玩耍的情况，越聊越热乎。周球又主动打听我们的校友刘标―――我的这位同学，也很倒霉，回国之后，多次被怀疑为“特务”。更加倒霉的是，每次来了运动，他都会主动承认所有的莫须有罪名，结果搞到最后，他似乎变成了全世界各个“敌对国家”的特务了。我用幽默调侃的语言讲述了这些满怀热情、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同学的悲惨下场，惟独没有“涉及”我自己返回金边的理由。不过，透过我在讲述时的语气和表情，周球大概已经推论出：这家伙在国内，肯定也是四处碰壁，所以才不得已跑了出来。经过两次谈话，当然不能打消周球对我的怀疑。
为了做好防范，我首先在家养了一条机警的德国猎狗，只要有人靠近我的大门，这条猎狗不会狂吠，却总是立即跑到大门旁边，等待“访客”进来。与此同时，我也在耐心等待机会，准备和周球一起做一单生意。
我从侧面打听到，周球领取的台湾津贴，数额不少，但是，他的太太、儿女搬到金边之后，他的生活支出，已经渐渐不够宽裕了。
恰在此时，有人卖给我一批法国进口的瓷砖，价格十分低廉。我全数吃进这批瓷砖后，立即找到周球，请他设法找人，转手把这批货物高价卖出去。这是周球第一次做生意，他四处寻找买家，果然把这批瓷砖卖出了一个好价钱，赚了一大笔。
我把利润的大部分给了周球，同时在金边的朋友圈子里，到处赞扬说周球的门路广，这笔生意，多亏了他卖得价钱高，所以才能赚大钱。这些背后赞扬他的话，自然传进他的耳朵，周球听了，怎么能够不感谢我呢！
经过两三年的交往，周球对我的怀疑慢慢消退。
1963年5月，西哈努克亲王下令搜捕国民党在柬埔寨的特工，并不从事暗杀行动的国民党高级特工―――周球，也遇到了麻烦。一天晚上，周球忽然敲开了我家房门。原来，柬埔寨的军警已经开始上门找他的麻烦了，他语无伦次地告诉我：决定离开，但家中除了妻子，还有一儿三女，倘若一并撤离，势必很难脱身，因此决定独自一人离开，可是他走了之后，又害怕柬埔寨的军警到他家里搜查，趁机抢夺财物，因此他决定把自己的贵重物品和美钞现金，全部委托我来保管，一旦他的妻子儿女缺钱了，再到我家分批领取。
我当即决定：帮助这位国民党特工保管财物，同时决定“好人做到底”，顺手给他写了一封信函，以方便他在偷越边境时可以找我的一位朋友帮忙。
后来返回国内，我把自己做的这件事，如实向组织汇报了。上级两次肯定了我的做法，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从那件事之后，周球在西贡、金边的许多国民党朋友，也都慢慢成了我的“朋友”。..
组织要求设立电台我和妻子学习无线电
长话短说，我在金边、西贡、越柬边界上的工作，一切正常。我的生意越做越大，积累的资金越来越多，组织上交待的所有任务，我都能按时完成。
1966年，我和子辛再次经香港返回国内，汇报工作并分析南越战争的未来走势。没想到，组织上突然通知我们：根据我们夫妻工作表现，决定交给我们一项全新的任务：由我们担任电台的报务员，并在南越筹备建立我党的秘密电台。
读者肯定清楚：身在敌占区的谍报人员，即使偶然暴露身份或者被发现，只要没有确凿的证据，都可以坚决不认自己的身份，但是，如果你随身携带了无线电台，那么一旦被人发现，你的身份也就立即被确认了。因此我知道，携带电台出境，无疑是一件万分危险的新任务。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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