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国军妻子:被孙立人特赦的女伯爵间谍(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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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将军接到美国OSS(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美国战略情报局)移交过来的间谍嫌犯贝安加后，交给他的部属，情报科长兼战犯调查组组长汤炎光上校负责侦办。汤上校与OSS积极配合，对OSS情报人员的调查报告似乎也是照单全收。

　　西洋人有句话说，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有权享受十五分钟的出名，但对我父亲来说，这种“出名”是他避之唯恐不及的。躲避不了，只好硬着头皮顶。

　　但对汤上校来说，他似乎很欢迎这样的“出名”。受到记者追逐包围，他不但安排了一场在博济医院病房的侦讯秀，满足记者的好奇心，而且在记者面前驳斥了我父亲为贝安加的申辩。他指出，以贵族出身而当间谍的在过去历史上并非不存在，世界上有两个最出名的间谍都是贵族出身的。贝安加在战时来往广州上海，所乘的虽是民航机，但当时交通工具完全是受敌人控制的，如果没有多少靠些日本人的关系，不见得能够来去自如。

　　汤上校又说，因她貌美，有人求欢被拒而生憎恨，想要陷害她，这种说法是想把事情转移到桃色纠纷上去。如果相信这个说法，那就完全错误了。汤上校还在记者面前表示，贝安加和我父亲结过婚是事实，但已在上海离了婚，调查组已掌握了他们离婚的证据。他认为我父亲并不知道贝安加一九四一年以后的活动。所以实在不应该为她申辩。

　　事实上，在战犯拘留所中，我父亲就已得知，贝安加从他的朋友那里得到误传，以为我父亲已在缅甸阵亡，倔强的她不愿求助于父母，但为了求得生活依靠，打算嫁给西门，因此才到上海的法院诉请与我父亲离婚，理由是“恶意遗弃”。这是在我父亲并不知情的情况下所为。但贝安加还未正式和西门办结婚手续，法国维希政府就已垮台，没多久日本宣布投降，一切生变。我父亲也在广州出现。

　　第二方面军的汤上校似乎也和其他部队的人一样，对新一军怀有敌意。他不但否定了我父亲为贝安加的申辩，也丝毫没有对战时带着四个小孩求生的弱女子有任何的同情和了解。甚至他还大胆假设，在占领区能够乘坐民航机来去自如，必然是同日本人有特别关系，自然就有间谍罪嫌。汤上校还安排了报社记者到博济医院现场去探视那个尚未正式起诉的罪嫌。在记者的生花妙笔下：

　　她，尖长的脸庞，两颊绯红，那双蓝中带黑的眼睛，有若春水盈盈，衬托着那柔软的头发，一种妩媚的姿态，确是极富诱惑的天生尤物。那时她躺在床上，盖着一床白被单，露出一双雪白的臂膀??

　　这似乎满足了他们的偷窥癖和某种集体意淫的快感。

　　而此时我父亲已接到通知，即将随部队到东北打内战，而我母亲也将转到沈阳军医院任职。父亲得知这个消息，不免黯然神伤。于公于私，这似乎都是悬而未决的处境，太多的未知数令他心神不宁。

　　贝安加已开始被传唤到法庭应讯。父亲担心，再次分手后，法庭聘请的翻译能不能明确传达她的表白，她的律师会不会尽到辩护之责。还有她父母那边的救援行动，不知进展得如何。这都是他的悬念。

　　到东北同共产党打仗，那又是另一个更大的未知数。父亲感到沮丧，不明白为什么在同最可恨的敌人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好不容易获胜后，中国的人民却无法团结起来，享受和平。在这方面，反而是贝安加看得开些，她看出我父亲的疑惑与疲惫，反过来安慰他说，不管怎样，战争迟早总要过去的。

　　临行前，父亲没忘贝安加所交代的，汇了一笔钱到上海，为寄养在法国修道院中的三个女儿预付半年的学费和寄宿费用。他把自己戴的一条猫眼石金项链取下来，送给贝安加，作为祝福的信物。

　　他答应贝安加，如果她遭遇不测，他一定会好好照顾那三个孩子，不会让她们变成孤儿。自从都匀别后，他一直没见过这些孩子。他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时间紧迫，现在他也无法亲自去上海探视她们。但他何尝了解，错过了这个机会，对他来说，就是永远的离别了。

　　父亲尚不知道的是，“神经错乱”而在博济医院休养的贝安加已经怀孕了。间隔大约半年，我的母亲也怀孕了。

　　新星出版社《被遗忘的年代》

　　贝安加后来在受审期间，经由天主教广州教区总主教的居间安排，转到长堤一家法国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医院，生下了强尼(Johnny)。相隔半年，我母亲在沈阳生下了我。

　　巧的是，一九七一年我从台湾出国赴美时，把父亲留下的一个猫眼石金戒指带在身边作为纪念。

　　那是父亲当年在印度买的。一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看了贝安加在自传中的记述，我才恍然大悟。父亲一九四六年与贝安加最后别离时送给她的那条猫眼石项链，和我身边这只猫眼石戒指竟是同一个来源，都是他在印度蓝伽训练中心练兵时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