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人们不愿忍耐乡村中机会与公平的匮乏，来到城市。而在城市中，机会被越来越拥挤的人流稀释，公平也逐步触顶。人们却也无处可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让我们成了大城市的“人质”。
有一天，一个朋友有点小激动地对我说：你还别说，快速公交一开通，上班用的时间果然短多了！
我问：缩短了多少时间？
他说：半个小时。
我问：那你现在上班得多少时间？
他说：一个小时十分钟吧。
一时间，我有点恍惚。眼前这个活生生的人，正在为每天上下班路上耗时不到两个半小时而兴高采烈。
我这朋友也是北方小城生人，家乡的县城逛个来回不过一个小时。大城市生活改变了我们的时间观念和幸福感受。而这，正是我们想追求的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吊诡的是，即使这样的快乐生活，也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朋友住在北京的通州区，北京最东部，过去叫通县。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总是从此路过。现在，每天有大批白领从这里出发，进城上班。这里小区成片，房价相对便宜，是北京有名的“睡城”。朋友上班，总是先乘坐公交车到达东三环的国贸，再搭乘地铁。
前段时间，北京出台政策，在通州到市区的快速路上，划出公交专用道。朋友正是因此节省了时间，可私家车主们因此骂声一片――网上有图片，小车们被堵在路上，而旁边的公交专用道空空荡荡。
无论对被堵在路上而抱怨的私家车主，还是因乘坐快速公交上下班不到两个半小时而窃喜的我的朋友，生活似乎不该如此。
正因类似原因，每每有关于在北京生活的幸福指数的利好消息，总有人愤愤不平。
不过，有个数据和人们的感受完全相符。
最新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过去十年间，大城市的人口不断激增。
广东成为人口第一大省，新增人口主要来源不是出生，而是大量外来人口流入。广东省3000万的流动人口，70%来自外地，其中95%集中在最繁华的珠三角地区。
上海的人口增量也有87.5%来自外地人，外来常住人口已达到897.7万人，接近人口总量四成。
北京现有常住人口1961.2万，其中，外省市来京人员达704.5万。此前，北京的管理者给人口总量划了个红线――2020年之前不超过1800万。
去年年底，人们热衷于讨论“逃离北上广”，而统计数字证明，这只是小小一股支流。更大的趋势仍然是“挤入北上广”，而挤入的成本已经越来越高。
十年前，我来到北京时，一个月的收入和三环周边房子一平方米的房价等值。而10年后，媒体工资几无变化，房价已然翻了六七倍。对于大部分进京闯荡的年轻人而言，拥有一套城里的房子，几成空想。
我的一个年轻同事的长辈来到北京时，已人到中年。作为一个教师，她决心来京是为了孩子获得优质的教育，为了孩子能以一个北京人的身份参加高考――众所周知，在北京高考更为容易。她没有任何特殊关系，只有先行考学。她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的博士，户口调到北京，毕业后找到份工作，彻底安下家来。她的女儿也顺利地在高考前成为北京人，现在已经在北京上大学。
这不只是一个颂扬母爱的故事――因为她的丈夫在家乡的事业已经稳定，不可能在北京重新找工作。现在，他们两地分居。
依我看，这是为了某种人伦而伤害另一种人伦。
大城市的魅力多少有一丝邪恶的意味。
机会被稀释，而公平呢？后者，曾经是大城市更闪亮的招牌。
一个农民的儿子，经过自己的奋斗，在城市里获得一切。过去三十年来，这样的“中国梦”的故事一直在城市上演。公平，是支撑“中国梦”的基本元素。
而当社会进展到更文明的阶段，对公平的更多渴望越来越接近公平的天花板。
汽车――公认为现代文明和自由的载体――的命运是个最好的注脚。过去十年间，北京私家车车轮的转动速度越来越慢。
在北京，尾号限行和摇号买车制度，限制了汽车的权利。公开的解释，这是道路资源匮乏所致。而同样的道路，很多北京人都对2006年底的一路畅通印象深刻。当年11月，北京召开中非合作论坛，非洲总统们来京期间，大量公车入库封存。面对空荡荡的大街，人们才意识到，北京公车数量之巨大和他们对交通拥堵的“贡献”。
私车越走越慢，北京的公车改革则十年原地踏步。甚至基本数据都不明不白――这个城市到底跑着多少辆公车？哪些是北京市的，哪些是中央部委的，哪些是各级国企的？
最近，北京又出台政策，可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在道路上实行单双号限行。“好像温水煮青蛙，已经有点麻木了。”一个有着十年驾龄的私家车主说。
北京车轮的缓慢，还有无处不在的交通管制。就在6月份的一个雨天，一个在机场高速路旁高楼上班的白领，发出一条微博：
刚刚在三元桥的办公室内，居高临下地目睹了一次完整的交通管制。机场高速出京方向，整整占用了近半个小时，其实只是为了五辆车的一路畅通。因此造成的机场高速主路的拥堵，恢复起来至少还要半个多小时，不知有多少人会因此晚点。
而即使你到了机场，出行的权利也正在被一只看不到的手剥夺。
央视一名记者应该是在困在机场时，发出这条微博：
在机场，遭遇国航的各种霸王条款，作为弱势小乘客，纵你有千般理由，也只能万般无奈。想起某重要人物为了登机，能够让深圳飞北京的飞机中途改降武汉，空中大鸟仿佛招手出租，只好喟叹，霸王条款正为了霸王而存在。这告诉我们，如果改变不了规则，就只好做规则中的强者。如果做不了强者，就只好做忍者。
为什么要做忍者？
这个问题，正如有人问中国的少年干嘛“千军万马挤高考的独木桥”，也如像古代的皇帝，问饥饿的国民“何不食肉糜”。
希望就在于可以不忍，当我们囿于乡村的禁锢，可以拔脚进城，而遭遇城市的天花板，又可以漂流何处？
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城市总有千般不妥之处，仍然是中国资源最丰富、公平最充分之所在。
大城市生活如同毒品，一旦沾染，就难戒除。
对生活美好的追求，让我们成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患者，心甘情愿地被大城市生活“绑架”。
我们因此成为城市忍者。
为了某种美好而暂时忍耐，几乎是我们的一种美德。
多年前的一个夏夜，关于忍还是不忍的一场争论，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那一次，是一个我们的老领导来北京，他曾经在河南新闻界掀起巨澜，我们叫他马老爷子。
啤酒喝了一轮又一轮，马老爷子兴致大增，从行囊中掏出本书，给我们朗读痛快的章节。不知怎的，谈到了媒体的隐忍。马老爷子很决绝，认为一味隐忍，不能说真话的媒体应该马上死去。而我们――他昔日的属下――则认为，如果过于激进，失去平台，一切可能都将烟消云散。
在这两者之间，当然还存在旷阔的空地，但我们也相信，一定存在这样的情形――忍着忍着，就忘了自己为何而来，向何而去。甚至认为生活本该如此。
得非所得，这是忍耐最坏的结果了。
这是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可以做怎样的改变？人和现代城市的关系，怎样会更加合理？
或许，只有时时想到初衷，忍耐才有价值。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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