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祭：献给七十年代初出生的人
八十年代对我而言，是从围观卖猪药的地摊开始的。大约从1979年开始，每天上学的时候，我便要在路上看看早早地就在南正街摆地摊的卖猪药小贩。卖猪药的吆喝着：“滴个(这个)药叫703，猪企(吃)了发肠子。滴个药叫920，猪娃儿企了长膘!”边说边做实验。只见他将一匙子白粉中滴了几滴水，白粉迅速膨胀成巨大的泡沫。我们都吃过他的猪药喂大的猪，现在想来，那个药应该是一种膨胀剂一类的东西。但那个时候只要猪长膘，谁管用了什么药。卖猪药的成为县城第一个万元户。政府奖励了他一台熊猫牌12寸黑白电视机，游街的时候，我们都拍手。
现在，如果问一个人是否老大庸人，就问他是否知道南门口卖猪药的，知道的就是老大庸人。
八十年代形成了两拨暴发户。1984年前，第一代万元户和暴发户崛起。在那个小县城，第一代暴发户除了那个卖猪药的，还有跑香港(后来是深圳)倒卖光洋(袁大头银元)和文物的、“二道贩子”和倒卖国家紧俏物资的。这一代暴发户的共同特点是胆子大。许多是无业知青和劳改释放犯。完成积累后才有第二代房地产的老板包工头和“官倒”那样的暴发户，这是脑子和权力结合在一起的暴发户。因为城市改革是从1984年后开始的。
每一个年代都是人的命名，每一个命名都隐含了相对的定义，它是主观的记忆，也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八十年代，我是被告知的一代，被告知苦难终结了，被告知可以唱流行歌曲了，当然，也被告知不可以留长发。八十年代，也是报复的一代。所有人几乎都在报复性地恶补丢失的东西——无论是机遇、性、爱还是金钱。当然，更重要的，其实是理性和知识追求的报复性再现和增长。
我便要为七十年代生的人正名。陈丹青认为：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他们是最自私的一代，最个人，他们也很茫然”。(査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我整本书都在为我们这些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正名。并且，我认为中国难以走出传统的关键，恰恰是缺乏对孩子的作为个体的权利的——因之也是对他人权利的认同教育，恰恰是太多了集体主义的、国家主义的和指向人治的成就道德圣人的教育。“无私”违背人性，并且在现实中走向其反面。中国必须经历一个有“私”、承认“私”和承认个人存在的痛苦阶段。
1979年大庸元宵灯会。右下角即土家人背小孩的“椅架儿”。老大庸人安用甫先生摄。
八十年代也是从“在希望的田野上”那首歌开始的。这首歌是施光南作曲，李谷一以港台流行的风格演绎。田间地头和街头巷尾的大喇叭里每天都播放这首歌。歌中唱到：“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明媚的春光中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冬麦，一片高粱。”这是1982年，是《少林寺》上演万人空巷的那一年，是罗大佑《童年》流行于我们学生当中的那一年。
空气中弥漫着异样的快乐。仿佛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家也忘了前两年大年二十九晚上(土家族过年是大年三十天亮前)，家里没有肉吃，父亲在母亲的哭哭啼啼声中凑足了1块5毛钱，去“大庸旅社”餐厅炒了一个青椒肉丝回来。为了减轻是从餐馆拿回来的羞辱感，父亲兴冲冲地给这个“盘子”(就是从餐馆买来的菜)加工。他倒多了酱油，把这个“盘子”搞成了黑乎乎的东西。我们5口人围着这盘黑乎乎的东西过了年。油毡房上的积雪渐渐地在我们散发的热气中融化。这是公元1978年的春节。
转眼到了1983年的第一届春晚，居然第一届就实行观众电话点歌。李谷一被点了无数次，前前后后她一共上去演唱了七首歌。这对于现今的春晚歌手可谓是一个不可能超越的记录。其中她演唱的第七首歌《乡恋》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争议。第一届春晚时，我家还没有电视。全家相约去姨父家去看。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觉得去别人家过春节看电视丢人)就是不去，陪家人到姨父家后，我独自走回了家。走回家的路上，寒风中听着郑绪岚的《少林寺》主题曲《牧羊曲》从一些人家的电视里传出，当街做出了李连杰饰演的觉远和尚的武打动作“黑虎掏心”。心中念着里面的台词：“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出家人只要心中有佛，多行善事，不必拘泥小节。”
接着当年下半年即开始了“严打”。石板街那个瞎子老头的儿子被推为一个团伙的头儿(他不是真正的头儿)被枪毙了。瞎子几天后也死了。另一起是姓赵的一个不到18岁(实际17岁多几天)的孩子也被推为一个团伙的头儿(头儿是某局长的儿子)，也被枪毙了。枪毙时我们都去看，是在八米桥，我们都象被人提了脖子的鸭子那样使劲往前往上够着看。因从背后开枪，一枪未中心脏，未打死，军官用手枪补了一枪。他在地上腾挪了一下，死了。他妈妈便疯了，在十字街贴有他儿子被枪毙的大幅照片的宣传窗前哭闹，被抓了起来。听说后来也死在劳改队了。
在“严打”中，和刘晓庆、陈冲等齐名的迟志强曾因所谓的“流氓罪”获刑，轰动全国。刘晓庆和陈冲的《小花》、张瑜的《庐山恋》和《小街》刚刚流行了几年，南正街上有青年男女跳什么交谊舞，被居委会大妈告了，派出所过去抓人，说他们搞流氓活动。我们小孩子们在旁边看着，痛恨这些“乱搞男女关系”的人。当我上高中的时候，全校去包场看《少年犯》，那个纪实性的片子主要由真正的少年犯主演，我们感受到的是恐惧，不是教育。劳教决定不由法律程序作出，而由公安机关作出，我们虽然不懂法律，但觉得恐惧的是，别犯事，犯事就会被直接抓起来送劳教。没人为你辩护。八十年代仍然是权力无限大的时代。当年流行的一句话是：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就是行也是不行。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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