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振接受记者采访。京华时报记者王苡萱摄
不久前，海淀法院开庭审理了我国首起“同性恋扭转治疗”案。同性恋者小振（化名）曾试图通过治疗改变自己的性取向，但让他没料到的是，在一家心理诊所却遭遇了电击治疗。小振认为该诊所及推广宣传该诊所的网站侵犯自己的健康权和人格权，他起诉至法院，索赔一万余元。
同性恋是否需要治疗？能否通过治疗扭转性取向？同性恋者的生存环境怎样，他们又面对哪些困扰？近日，京华时报记者采访了该案的原告小振，还有心理治疗方面的专家。
心理变化
27岁才接受自己是同性恋
京华时报：你的成长环境是怎样的？
小振：我家在广东一个城镇里，一家5口，父亲是公司文员，母亲是家庭主妇，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们都已结婚生子，我家是个普通和比较传统的家庭。今年我30岁了，先是在广东工作了几年，去年来北京一直做商业培训。
我认为同性恋和家庭背景没关系。我认识的同性恋中，也分析不出和家庭有关。当然，目前也有科学家或社会学家认为，同性恋和基因、成长环境有关，我倒认为，从没人问异性恋是怎么来的，对同性恋也不应这样问。
京华时报：什么时候发现自己“与众不同”？
小振：直到27岁，我才接受了是同性恋这个事实。在小学6年级时，我就开始偷偷喜欢一个男生了，他很活泼，特别能玩，我们都很喜欢音乐。一直到27岁，我一共喜欢过五六个男生吧。我性格内向，喜欢的男生都是外向的，特别有知识。我只是偷偷喜欢，从没说出过口。
读中学时，我还从没听说过“同性恋”这个词，只是心里想和一个特定的男生靠近。我同桌是女生，别人传我俩如何如何，但我怀疑“这是喜欢吗”，“为什么我有开心、不开心的事，只想和那个男生分享”。
情感经历
人生第一次表白遭拒绝
京华时报：是什么让你决定“出柜”的？
小振：生活、工作的积累，让我内心慢慢强大了。特别是2010年11月的一次爬山，我和朋友连爬了48小时100多公里，我先爬到了山顶，胜了，突然间，我觉得自己很强大，觉得没什么难以面对的，强大到可以“出柜”了。
爬山回来，我打电话告诉他，他是我在找到“对象”前喜欢的一个男生，我对他说我是同性恋。
他很聪明，没有笑，而是很认真、很正面地跟我说，“给你推荐一部电影吧，《我爱你莫利斯》（一部讲述同性恋的电影）。”他是异性恋，他的反应让我感觉到很安全，如果他讥笑我，或是骂我，可能我就不敢出柜了。
后来，我常跟我的朋友说，如果有人告诉你，他是同性恋，请你不要指责他，你要让他感觉是安全的。
与现任男友“相处自由”
京华时报：你怎么认识“对象”的？
小振：去年6月我来北京发展，一方面是想做更有成就的事，一方面也是为了逃避家庭的压力。
到北京后，我上网搜索在回龙观租了房子。认识了一个女生，我对她说了我是同性恋，她给我介绍了他。我和现在的男朋友确立关系两年了。他很阳光，活泼，爱玩，读过很多书，关心社会，从不抱怨什么，我爱慕他的学识，我们常一同参加公益活动。
我们相处很自由，尽管我俩一个南方人，一个北方人，但周末我们会一起做饭，他做的菜我很爱吃。
中小学时，同学们看我像女孩子，喊我“娘娘腔”什么的，但现在我谈恋爱了。我有时想在大街上走路时能牵着我男朋友的手，但还是不敢的，如果那样做回头率应该很高。
目前，同性恋面对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交往空间很小，表达情感困难，有很强的易碎性。异性恋家庭可以结婚，结婚了就不容易离婚，特别是生了小孩，就更不容易离婚了，这利于家庭的巩固，而同性恋从头到尾就是他们俩，感情稳定后，没有稳定的婚姻来维持，也没有小孩，虽然说两个人自由，但分开也容易，然而双方都是付出情感的，付出了就不容易收回来，所以同性恋有更多的感情挣扎。
外界压力
父母至今不能接受同性恋儿子
京华时报：你是怎样看待家庭和社会给你的压力？
小振：同性恋面临的压力主要是来自家庭、父母和亲友的，然后是来自社会的。我父母至今不接受他们的儿子是同性恋。在传统观念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传宗接代才正常，家里也这么要求我。
但是，同性恋最大的苦恼还是来自内心，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做自己。在心里藏着这个事，很孤独，一直到27岁，我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中度过的，困惑、压抑。回望过去，我想当时在学校要是有心理老师，能跟我好好聊聊天，该多好。所以，我一直到现在都挺想当老师的。
京华时报：父母现在怎样看你？
小振：在大都市里，大家生活独立，接触的事多，接纳度高，我在微信圈里转发了些和同性恋相关的新闻等信息。我微信里加有父母，我想他们都看到了。那次，我妈打电话问我是不是，我想也找不到好的机会跟她说，于是就说是。电话那头妈妈沉默了很久，然后就挂了电话。我当时就知道她很难过，没办法接受，但我没打电话回去。
他们至今不理解，也不接受这个事实，只是不再提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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