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一决定致中国首位世界冠军容国团自杀(图)

　　1958年4月，容国团发出豪言：“3年内取得世界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对于一向羸弱的中国体育来说，这个目标让很多队友都觉得容国团只不过是在说大话罢了。但仅仅一年后，容国团就履行了他的誓约。

　　1959年春天，第25届世乒赛在联邦德国的多特蒙德举行。当时，中国共有4名选手参加比赛，但开赛不久就被陆续淘汰，仅剩容国团一人孤身奋战。

　　半决赛的时候，容国团遇到了成名已久的美国老将迈尔斯。五局三胜制的赛制中，容国团在零比二落后的时候突然改变战术，令迈尔斯毫无招架的能力，最后一局尚未结束迈尔斯就主动认输了。

　　决赛更为精彩，容国团对阵曾经9次获得世界冠军的匈牙利名将希多。之前的交手中，容国团是希多的手下败将，所以，希多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比赛开始前，匈牙利就已经摆放好了鲜花，等着希多获胜的时候为他庆祝。

　　刚开局果然如同赛前预测的那样，希多很轻松的就战胜的容国团赢得了第一局的比赛。容国团在先失一局的不利形势下，大胆采用拉侧上旋的战术，破了希多的加转逼角，以削中反攻的拿手好戏，把体重190多斤的希多调动得晕头转向。

　　战局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完全没有招架能力的希多，被容国团直落三盘，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象征世界乒乓球最高荣誉的圣?勃莱德杯上永久刻上了“Rong GuoTuan China(中国容国团)”。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大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乒乓热，到处是正规的和土造的乒乓球台，一时间出现了五千万人挥拍上阵打乒乓的热闹场面。

　　此时的容国团也因三面之缘收获了爱情。

　　容国团成名后，追他的女孩非常多。但在他成为世界冠军之前，与同为运动员的黄秀珍就已经相识。她和容国团都是广东人，当时小有名气的容国团要代表香港回广州打一场表演赛，黄秀珍受田径队里的几个队友鼓动，便与他们一起去看容国团的比赛，赛后她也跟着队友去“追星”。一次握手，一面之缘，容国团就记住了黄秀珍的相貌。

　　两年之后，容国团获得了第25届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贺龙元帅特意为乒乓健儿们举行了一场招待舞会。由于乒乓球队的人数太少，领导就让训练局的各个队都派代表去参加舞会，黄秀珍第二次见到了容国团。舞会之后容国团主动找黄秀珍聊天，第一句话是：“怎么你也到这儿来了?”黄秀珍看到他走过来，心怦怦直跳。

　　那一年的5月，罗马尼亚田径队来华访问，黄秀珍所在的中国田径队和容国团所在的乒乓球队同一时间到了天津。两人第三次见面。容国团通过黄秀珍的教练递一张小纸条，邀请她晚上一起参加赛后的晚会。没想到比赛结束后，容国团直接来找她，说：“晚会取消了，不用去了，我们一起去街上逛一下吧。”当晚，多数运动员都在逛街，容国团和黄秀珍恋爱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容国团从香港回内地8年来，先后登上世界乒乓球男子单打、男子团体和带领女队登上女子团体3座高峰，被誉为“3个第一”的福将。

　　从渔行童工，到击败世界冠军再到自己加冕世界冠军，容国团只用了十年。

　　在中国乒乓球队里，容国团是最讲究用脑子打球的。他打球不如王传耀凶狠，也不如徐寅生多变，但他扬长避短，善于琢磨对手，使他率先跨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

　　容国团在香港任职的工会单位，在湾仔修顿球场隔邻的一幢旧楼上，面积不足100平米，其中有一间房放着一张乒乓球桌，那就是容国团的天地。

　　他的工作极其枯燥，闲暇时，他就在球桌上单独研习发球。至今很多乒坛名将变幻莫测的发球招数，都源于这间名不见经传的工会斗室。

　　也是在这斗室之中，容国团创立了持直板的四个重要法门：发球、接发球、左推、右扫。我们今天看来是很基础的打法，在五十年代却是一个革命性的创新。容国团的方案一定下来，日本的乒乓王国就一去不返了。

　　中国女队六十年代初实力不如日本，容国团担任女队教练后，便针对日本队的状况制订了以柔克刚、出奇制胜的规划，他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当中国女队在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打翻身仗的前一天，足智多谋的容国团画了一条龙：以梁丽珍、李赫男的名字横贯龙身，而林慧卿、郑敏之的名字充当龙睛，喻意两块直拍一路攻克欧洲各队后，由两块横拍在最后决赛中制服日本队。他的这一杰作，指挥中国女队打了漂亮的翻身仗，第一次赢得女子团体冠军。

　　容国团学历不高，但他好学，一本书、一杯茶常常能陪伴他度过一个假日。他精神世界追求的东西很丰富，知识面之宽广常令人吃惊。一次出国访问，他同一个意大利人交谈，他讲起意大利的民族英雄加里波第，讲到了他打仗时的战略战术，讲到了他的为人品质，这位意大利人听后感慨地说：“你比我这个意大利人更了解他。”

　　但没人把容国团称为天才，不过，所有人都承认他是最努力的那一个。他的生命，除了打乒乓球就是在去打乒乓球路上。对乒乓球的执着带给他无尽荣誉，也为他招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

　　文革中的体育界，是重灾区。

　　1966年12月下旬的一天，容国团从国外比赛归来，踏进熟悉的训练馆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昔日生龙活虎的练兵场堆满了杂物，乒乓球桌被竖在一边，上面布满了灰尘。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到处张贴大字报，空气中充满了不安的味道。

　　乒乓球队被视为是修正主义的产物，因为所夺取的7个世界冠军奖杯都是资产阶级冠名的。按照当时的说法，运动员成绩越好，夺取冠军越多就越反动。乒乓球队成了名副其实的“运动队”。

　　眼看着1969年第30届世乒赛即将在德国慕尼黑开幕，不甘心的容国团，在1968年5月初，受战友们委托，执笔写下要求继续参加比赛的建议书，写下那个年代犯忌的“为祖国争取荣誉”的誓言。

　　由于容国团生于香港并在此生活多年，一顶“特务嫌疑”的帽子扣在了他的头上。此时，老领导荣高棠被打倒、游斗;他视为引路人的贺龙成了“大土匪”;从香港回来的乒乓球教练傅其芳和姜永宁，被逼得悬梁上吊;众多的优秀运动员进了单位私设的班房、拘留所……容国团为此落泪，却无能为力。

　　5月12日，被称为《5·12通知》的中央文件下来了，它肯定了国家体委是所谓贺龙的独立王国，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有了这个文件的指示，体育界再次被“清理”。乒乓球队每次开会都有一连串的名字被点，一些教练员紧张到这种程度：每听到一个名字，都会下意识地动一下，他们随时准备被叫上台。容国团也被通知要揭发交代，他依然公正地评价他的战友：“他们是好人。”

　　容国团被要求写检查，质问他为何要写请战书。这等于抹掉了他最后的希望。

　　容国团自杀现场，散落一地的“大前门”烟头，可以看出容国团在龙潭湖边至少徘徊了两三个小时。但是后人已经无法知道，当时他内心正经历着怎样的痛苦挣扎。以他外柔内刚的个性，最终还是选择了死亡，可见已经无法承受当时的迫害与折磨。

　　他最后留给国家体委的造反派和革委会的信中写道：“我中贺龙修毒太深?!我爱面子甚于生命!我历史清白!最大的错误是两次站错队!不要怀疑我是敌人。”

　　周恩来得知容国团自杀后愤怒了，他再一次向极左势力发出警告：对有名的运动员、教练员不允许批斗关押!几天以后，一批著名运动员、教练员被释放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容国团一个人的死，换来了众多战友的生。

　　在容国团死去十年后，终于被还以清白。1987年，国家体委在容国团的家乡珠海市建立一座容国团铜像。这迟来的正名只能让生者安心，却再也不能抚慰一颗为祖国荣誉而战的世界冠军冰冷的心。其实，祖国真的应该向他道个歉。

　　在悲情英雄容国团生日的这天，我们重温他的故事。我们向往体育的荣光，也不愿忘记它的血泪，以及那些付出了生命代价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