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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家也出大富豪:政治和商业同等重要(组图) |
| www.sinoca.com 2010-03-22 南方人物周刊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导读]前5大富豪中，有3名来自新兴市场国家；在首次登上该榜单的97个亿万富豪中，亚洲人占了一大半。中国内地富豪上榜增至64人，仅次于美国富豪人数，成为世界第二。
1994年以来，福布斯富豪榜的首富位置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位非美国人，他来自邻国墨西哥，也是发展中国家人士第一次摘得这一头衔。跟在他后面的是大家熟悉的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
新兴市场国家富豪本次表现惊人。前5大富豪中，有3名来自新兴市场国家；在首次登上该榜单的97个亿万富豪中，亚洲人占了一大半。中国内地富豪上榜增至64人，仅次于美国富豪人数，成为世界第二。印度富豪的表现也相当抢眼，印度信实工业CEO穆克什・ 安巴尼以290亿美元的净资产，排名从去年的第7位上升到第4位。印度安赛乐－米塔尔钢铁公司所有者拉可希米・米塔尔净资产达287亿美元，由去年的第8 位上升至第5位。巴西矿业和石油巨子艾克・巴蒂斯塔不仅首次闯进前10名，还以一年内财富增加195亿美元成为今年“增值”最多的富豪。
“一个国家亿万富豪的人数实际上和这个国家的复苏情况成正比。国家的亿万富豪数，对该国经济未来一年的走势是一个领先指标。”《福布斯》的资深编辑说。
如果是这样，我们不禁要问，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未来还会产生更多“贫民窟的亿万富翁”吗？
其实，早在30年前，这个新的时代早已拉开了序幕，只不过舞台上的演员还没出场。
这场戏的总导演是美国经济学者弗里德曼鼓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还是拉美国家进行的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改革，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在这次私有化浪潮中，最为惹人注目的莫过于前苏联解体后的私有化进程，一个庞然大物的被肢解预示了一个试验的失败，在另一边的资本主义阵营则仿佛吹起了胜利的号角。在这场巨大的财产再分配游戏中，公平输给了效率，资本主义开始充分释放人们的贪欲，从而给经济带来了活力，也造就了新时代的资本家，至今，他们还活跃在福布斯富豪榜上。
同样的剧情也在大部分推行私有化的发展中国家上演，于是如今我们总能从财富榜的发展中国家富豪身上找到资本积累的相似之处：他们往往长期垄断公共领域的资源，与政要首脑利益相互捆绑，并或多或少从国家私有化转型中获益良多，最后国家的大部分财富毫无意外地聚集在了这极少数人手中。
于是历史从未终结于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相互拥抱。相反地，正如《休克主义》一书作者克莱恩所言：“民主和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并未携手前进，他们站在天安门广场四周路障的不同侧。”
资本家们已经在反思。洛克菲勒在退休后又活了41年，期间几乎将全部的精力放到了发展慈善事业上。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更是在45岁就建立了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会，该基金会现有资金约270亿美元，而每年必须捐赠其全部财产的5%。盖茨的好友巴菲特则在2006年就宣布把自己440亿美元财产中的大部分以不定额方式逐年捐赠给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
盖茨本人在2008年更是提出了创意资本主义的构想，他认为光靠政府和非营利组织解决贫穷问题需要太长时间。于是他呼唤一种更有创意的资本主义，能将市场力量延伸，使企业既能帮助穷人，又能获利。
《福布斯》杂志认为，盖茨和巴菲特这次在富豪榜上位次降低与他们不断捐款有关。这点新首富斯利姆也在仿效，也许这正是资本家的最终归宿，就像老洛克菲勒所说：“把财富带进坟墓是可耻的。”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美好的设想，只不过这似乎违背了资本主义的本质。
斯利姆 新资本家代言人
只要生活在墨西哥，那么几乎做任何事情都会与这个国家的一个老头产生联系，这个老头不是军阀头子或者上帝，而是斯利姆
斯利姆明显很不高兴，去年秋天他请了一批记者吃午饭，在许多有关商业经验和宏观经济预测等老掉牙问题问完之后，一个很不识趣的记者问道：“能在一个遍布穷人的国家成为世界首富是何感受？”一直很谦逊的斯利姆马上打断了这个记者，他语调阴沉，目的是想告诉人们自己很不喜欢这类问题。
他说：“我觉得那些认为在穷国不能产生强大企业的想法是极其荒谬的。”
可如果你是一个墨西哥人，也许你会认为自己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出荒诞剧，因为只要生活在墨西哥，那么几乎做任何事情都会与这个国家的一个老头产生联系，这个老头不是军阀头子或者上帝，他是200间合法公司的老板，并热心于慈善事业，他的名字叫卡洛斯・斯利姆・埃卢(Carlos Slim Helu)，上个星期正式成为了福布斯排行榜的世界首富，把从1995年开始占据同样位置，只落榜过一次的比尔・盖茨抛在了后面。
也许盖茨早该自叹不如了，他的产品只存在于我们的电脑里，而斯利姆却密布在墨西哥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也许才是资本主义的最终面目，它就像一个幽灵般无所不在。
许多墨西哥人或许就在斯利姆名下的医院出生。每天早上，墨西哥人在手机闹铃声中醒来，他们使用的手机服务是斯利姆提供的；他们出门开车上班，车的轮胎是在斯利姆开的店里买的，路上基础设施建设使用的钢材是斯利姆的公司生产的；中午，他们可能在斯利姆开的一家餐馆吃饭，晚饭后喝一瓶汽水，点上一根烟，这都来自斯利姆的企业，接着打开电视，收看的是斯利姆电视台播放的新闻；上网，他们用的是斯利姆公司提供的网络服务，想炒股票的话，其中一半价值的企业都是斯利姆的；周末购物，他们进的或者就是斯利姆旗下的西尔斯罗巴克连锁店，即使想出外度假，他们刷的信用卡、坐的飞机和住的酒店也都有可能是斯利姆旗下企业的，而如果此刻这些人正垂头丧气往下看的话，那么脚下的地板也与斯利姆紧密相连，因为他旗下的陶瓷公司控制着墨西哥40%的地板业。
除此之外，他早已把投资触角伸向了美国。2001年2月，斯利姆收购了美国最大的电脑零售商 CompUSA，一个月后他又跟微软合作，启动了他预计会成为北美和南美最大的西班牙语网站。从2000年到2004年间，他先后买下了美国第二大电话公司MCI的13%的股份，接着以13亿美元的价格，转手给了Verizon电话公司。2008年9月份，斯利姆及其家族成员以贷款注资的形式收购了《纽约时报》公司6.4%的股份，成为该公司第三大股东，此外他还持有足够数量的认股权，可以让他将持股比例提高到16%。另外，斯利姆也出现在菲利普莫里斯国际的董事会名单上，而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在美国市场之外控制着全球15%的烟草市场。
这正如斯利姆多年的好友――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著作《财富的革命》里所描绘的：在一条通向未来的高速公路上有9辆车，每辆车都代表一个机构：企业是跑在最前面的那辆――因为竞争的驱动和技术进步的推动。紧接其后的是民间机构、家庭和工会。第二方阵的车队则像大象蹒跚行走，包括政府机构、教育体系、全球性组织、法律制度等等。
对于墨西哥这个国家，斯利姆很显然正带头走在前面，在这个全球经济遭遇重大打击的时代，他是这个国家希望和骄傲的象征，人们都渴望像他一样爬上全球财富的顶峰。可同时他也是墨西哥长期以来扭曲经济的巨大获利者。联合国对126个国家财富分配调查的排名中，墨西哥排在第103位，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斯利姆每天可以挣2700万美元，而这个国家却有五 1/5的人口每天的收入在2美元以下。
即使这样，无论是墨西哥城的市长还是国家总统都期盼着它为一蹶不振的经济注入活力，同时也希望他成为自己政治资本的一部分。在民间，他旗下公司所带动的直接就业人数就有20万，这是一个任何政府都不能忽略的数字。
最聪明的一个
斯利姆父亲名叫朱立安・斯利姆・海达第，是土生土长的黎巴嫩人。1902年，为逃避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兵役，朱立安离开黎巴嫩，穿过大西洋，最后选择在墨西哥城定居。在墨西哥，朱立安自学西班牙语，在黎巴嫩移民聚集区经营着一个叫做“东方之星”的干货店。
1910年墨西哥举行总统选举，当政者迪亚斯30余年独裁统治引起普遍不满，导致墨西哥发生革命，迪亚斯最后只得流亡国外。此时国内各种势力开始争夺政权，墨西哥城政局动荡，人们纷纷逃离。可就在这个时候，朱立安却在市中心地段买下了一片遭抛售的地产，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胆识和眼光，这笔投资的回报为他赚取了第一桶金。
斯利姆是朱立安6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但也是最聪明的一个，他从小就在父亲的商店里长大，世界的真实面貌对于他来说就是商业运作。父亲等到斯利姆稍大一些的时候，每星期会给他5比索的零花钱，并要求他明确地记下这笔钱是如何花掉的。而之后父亲总会抽出一定的空闲来检查小斯利姆的账单，看完账单父亲会帮助他分析，每笔钱花费是否妥当，怎么做能够提高这些钱的利用效率，怎么花费更加合理。直到现在，在斯利姆办公室的书架上，还留着5本当年的账本，记录他买玉米饼、油炸圈和饮料的每一笔支出。
自从世界步入全球一体化和信息化以来，这个世界也许只存在两种富豪，一种是天生的生意人，他们从小就浸淫在商业环境中，投资眼光敏锐，对大势把握能力强，善于整合资源，并具备耐心和毅力，对财富总有永无止境的追求。另外一种则属于硅谷创业型企业家，这些人是天生的技术狂热者，执着于科技的创新，而他们研发的技术也恰恰迎合了时代的潮流。
而斯利姆则和投资之神巴菲特一样属于前者。
巴菲特的父亲是一名落魄的股票经纪人，他自己从5岁就开始摆摊接济家人，9岁靠卖用过的高尔夫球赚钱，11岁买第一支股票赚了5美元，13岁的时候，他光是每月送报纸就能赚175美元，而在上大学前，他已经积攒了500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 25000美元)并读了100多本商业书籍。
斯利姆的成长过程也极其相似，不同在于他是富二代。11岁那年，他从父亲那里获得了20美元的资金，年幼的他把钱用来购买政府债券，没想到居然从中获得不菲的回报。第一次大胆尝试的成功对小卡洛斯是个很大的激励，慢慢地他开始尝试其他领域的投资。15岁时，小斯利姆凭自己的努力成为墨西哥最大银行的一名股东；17岁时，他已经学会了炒股，并开始独立的风险投资运作，到1965年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已经赚取了40万美元。
父亲去世时给斯利姆及兄弟姐妹留下了一笔不小的财富，但更重要的是为他留下了一句话，那就是：“无论遇到什么危机，墨西哥都会存在，如果对这个国家有信心的话，任何时候合理的投资都会收获相应的报酬。”这句话在多年后彻底改变了斯利姆的命运，同时也把他塑造成了一个矛盾的民族主义者。
关于信心
正如斯利姆的父亲，墨西哥人一直不缺乏对自己国家的信心，有时甚至是盲目的。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在自己的著作《动物精神》里曾经写过这样一个故事。
墨西哥的经济信心在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任期内(1976-1982年)达到了顶点。他把墨西哥变成了托拜厄斯定义的“迫害”故事的主角：一个弱小的国家成功地战胜了强大、傲慢的对手。波蒂略在1965年发表了一部小说，题为《羽蛇神》。羽蛇神是阿兹台克人的神，人们期待他像耶稣一样在伟大的转折时代复活。该小说在1975年波蒂略竞选总统之前再版，变成了关于墨西哥未来伟大成就的故事，而他本身也从古老的阿兹台克传说中获得了新生。总统专机也被命名为羽蛇神一号和羽蛇神二号。这个故事由于两个意外事件变得更具说服力：一是在墨西哥发现了新的油田，二是1979年发生的石油危机导致油价暴涨。
20世纪70年代初，墨西哥已经认识到了石油的重要性，当时最大的发现来自于坎佩切湾、恰帕斯和塔巴斯哥州，而那时正好是波蒂略就任总统之前。由于接二连三的油井被开采，探明的石油储量稳步上升。人们的预期疯涨，甚至有人宣称，墨西哥将成为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第二大产油国，而当时沙特的探明储量已经超过了2000亿桶。此外，由于第二次石油危机，石油价格在1980年达到顶峰，比10年前的价格水平翻番还高。
墨西哥拥有做梦也想不到的财富故事，牢牢抓住了人们的想象力。波蒂略从 1976年开始，不断强调石油的重要性：“在当前时代，世界各国可以分为拥有石油的国家和没有石油的国家。”然后，他开始像一个富国的总统那样行事。波蒂略助长了人们对墨西哥的信心，推动了经济繁荣。在他任总统的6年内，墨西哥的实际GDP增长了55%。不幸的是，在他任期结束时，墨西哥的经济增长开始停滞。1982年，当波蒂略卸任时，墨西哥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00%，失业也增加了。腐败和公然的盗窃行为达到了前所未闻的水平。
在建设新墨西哥的努力中，波蒂略以尚未开采出来的石油为担保举借了大量外债，使墨西哥深陷债务泥潭。20世纪8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下跌，墨西哥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事实上，时至今日，墨西哥探明的石油储量依然只有129亿桶，仅占全世界总量的 1%。)这时候国内产业接近崩溃边缘。许多墨西哥富豪担心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纷纷出逃，人们对经济的信心彻底崩溃，而此时却恰恰是斯利姆再次重拳出击的时候。
1962年，斯利姆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毕业后，他在商界广泛投资，涉及的行业从采矿、制造业、造纸业到烟草业，无所不包。凭借自己的商业头脑，斯利姆的产业帝国迅速膨胀。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旗下的公司就已经雇佣了30000多名员工，规模已经非常壮观，而此时他已经做好准备，开始自己资本积累质的飞跃。
就像1910年父亲趁乱发财一样，斯利姆凭借敏锐的眼光在国家陷入经济危机之时开始趁机大肆收购。这样的冒险与收获的回报是成正比的，因为当时很多公司出售的价格仅仅是实际价值的5%。斯利姆用不多的资金一口气买下了十几家墨西哥的大公司。等到经济形势转暖，这些公司给他带来了数以亿计的丰厚回报。举一个例子，斯利姆当年以4400万美元买下的墨西哥保险公司SegurosDeMexico，今天价值 25亿美元，整整增长了50多倍。
私有化浪潮
1982年的墨西哥石油危机只不过是横扫全球的私有化浪潮兴起前奏的一部分。在那一年，第三世界债务危机集体爆发，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陷入巨大的财政困境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趁此时机向穷国提出了结构调整方案，并且将这个方案的执行情况作为进一步贷款和重新确定债务额的条件。结构调整方案要求实行“市场改革”，要求削减用于健康、教育和福利的开支，要求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对私人市场全面解除管制。
私有化在整个80年代飞速进行，到90年代初，80多个发展中国家已经对6800家国有企业实行了私有化。其中大多数都是基本公共服务(水、电、通讯)的垄断性供应企业。由于这些国家的股票市场极不健全，国际大集团很容易购进其公用事业的股份。后来在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东欧国家也发生了同样的一幕。在自己的职位上服务了12年的世界银行高级经理戴维森・巴德霍 (Davison Budhoo)离职时坦言：“我们自1983年以来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基于这样一种使命感：不惜一切代价将南方国家私有化。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卑鄙地把拉丁美洲和非洲变成了经济上的疯人院。”
在这次私有化浪潮中，最为惹人注目的莫过于前苏联解体后的私有化进程。
1992年1月，这个名字变为俄罗斯的国家开始实行大规模快速私有化，对全体人民70多年劳动积累的巨额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
为俄罗斯设计私有化的丘拜斯将自发私有化归结为两种主要的形式。他回忆说：“常见的侵吞国有资产的方法有两个。第一个是简单地把国有企业的财产，改变为某个新建的股份公司的资产的组成部分。第二个是通过简单的‘租赁加赎买’，把国有资产变为私人所有。”
正当新俄罗斯社会资源被迅速瓜分之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强大力量打开了墨西哥市场，使之进入了完全的开放经济时代，墨西哥政府随之开始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活动，卖掉了数以百计的国有独资公司，而斯利姆也终于迎来了财富的第二次井喷，从此彻底走上了世界级富豪之路。
斯利姆联合西南贝尔集团和法国电信集团，买下了墨西哥国家电信公司(Telefonos de Mexico，即Telmex)。这是一块超级大肥肉：该公司一直是垄断经营，提供包括有线和无线在内的所有电讯服务。而斯利姆买下它之后，又获得了6年的垄断经营过渡期。他由此成为墨西哥无人能与之竞争的电信业巨头，如今他已控制了国内90%以上的固话市场和72%以上的移动电话市场，拥有4000多万移动用户。
这一切发生时，斯利姆与时任总统的卡洛斯・萨利纳斯・哥塔利已是多年的 “好哥们”。在1993年举行的一次盛大的筹款晚宴上，斯利姆连同30名商界领袖向哥塔利的PRI政党承诺，每人给他们提供2500万美元的捐款 (1994，哥塔利被控大规模的舞弊和腐败，随后被迫离开墨西哥，一直流亡在爱尔兰)。
因此一些反对者指责，身居高位的这位“好哥们”为斯利姆购买Telmex帮了很大的忙。而参与了Telmex交易的一名主管也如此证实。不过这都遭到了斯利姆的极力否认。
斯利姆的这次收购很明显受到了好友托夫勒的影响，他是第一位洞察到现代科技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结构以及生存状态的学者。在《第三次浪潮》中，他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及“信息社会”。《纽约客》杂志这样描述过托夫勒：“克林顿和戈尔都在随着托夫勒的节奏起舞，托夫勒式音乐穿透了美国政府行政机构的改革过程。”
而早在80年代斯利姆就熟读甚至对《第三次浪潮》做出了仔细的批注，因此信息社会即将来临的远景一直缠绕在他的心头，而掌握本身就利润惊人的电信业则变得极为重要。斯利姆曾经说过：“如果互联网是新时代文明的心脏，那么电信业则是它的神经枢纽系统。”
资本家绑架的经济
反全球化的旗手、加拿大记者娜奥米・克莱恩在新书《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写道，资本主义永远需要灾难来推动。克莱恩发现这种巨大利益和巨大灾难的结合是弗里德曼主义在70年代就遵循的。过去的30年，新自由主义已经“完善了这种策略：他们等待重大危机，把国家私有化，而当公民仍然在余震的惊吓中，他们就把这些‘改革’制度化”。这种在灾难性事件发生后，资本力量对公共领域的占领，就是所谓的 “休克主义”。
而当我们回看斯利姆的致富过程，其两次大规模的收购国有资产无不具备这种休克主义的典型特征，而他几乎就是这种极端资本主义扩张的代言人。
在斯利姆垄断墨西哥电信业多年后，世界银行最近的报告显示：墨西哥是世界上电话费最高的国家之一。斯利姆对墨西哥国内电信业的控制，使其发展缓慢。到现在仍然有一半墨西哥家庭没有安装电话，只有4%的墨西哥家庭有宽带互联网连接。
其实墨西哥此时所走的道路正与美国19世纪80年代相似，那个时候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在律师多德的帮助下提出了“托拉斯”这个垄断组织的概念。而所谓“托拉斯”，就是生产同类产品的多家企业，不再各自为政，而以高度联合的形式组成一个综合性企业集团。这种形式比起最初的“卡特尔”，即那种各自独立的企业为了掌握市场而在生产和销售方面结成联合战线的方式，其垄断性要强得多。
在这个托拉斯结构下，洛克菲勒合并了40多家厂商，垄断了全国80%的炼油工业和90%的油管生意。托拉斯迅速在全美各地、各行业蔓延开来，在很短时间内，这种垄断组织形式就占了美国经济的90%。洛克菲勒成功地造就了美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代――垄断时代。
托拉斯的形成，一方面给垄断资本家带来超额利润，另方面却破坏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导致中小企业主、农场主的破产和广大人民生活的恶化，从而激起群众性的反托拉斯运动的高涨。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美国政府采取法律手段，进行国家干预，先出台了《反托拉斯法》，随后成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用以保证市场公平竞争。
虽然墨西哥也有《反托拉斯法》和联邦竞争委员会，可是长期以来，垄断一直是墨西哥经济的特点之一。过去，政客们为确保大企业的影响力不威胁到他们的权力，客观上起到了刹车一样的制约作用，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经济私有化浪潮以及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墨西哥执政71年后终于在2000年丧失执政党地位，政客的控制力逐步消退。
据墨西哥有关方面的资料，当地25家大财团控制的财富已相当于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的47%。这些大财团中的5家控制了银行和信贷市场的75%和投资股权的66%。而作为新精英人物的代表，斯利姆给墨西哥新任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Felipe Calderon)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卡尔德龙总统必须决定，是否需要不顾其国内最大私企老总和纳税大户的地位而给斯利姆这匹快马套上缰绳。长期以来，墨西哥国会让威胁斯利姆利益的法案胎死腹中已成家常便饭；而墨西哥全国广告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都来自斯利姆的公司，因而媒体也不愿冒着得罪摇钱树的风险对这位大亨提出批评。
在幕后，斯利姆雇佣了一帮专业律师与政府出台的《反托拉斯法》做不懈的斗争。墨西哥的联邦竞争委员会早已对斯利姆的公司展开调查，可问题在于他们在人数和资金上都无法与斯利姆抗衡，因为他的公司“花在单个案件上的钱比我们一年的总开销还大”。委员会的一位官员说道。
墨西哥科技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Denise Dresserová为此撰文提到其中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一套有着太多既得利益者需要得到维护的权贵资本主义体系。历届政府都将保持社团主义者忠诚的优先性，置于推动经济增长之上；它们对受恩庇者获得利益分配这一点的强调，胜过对企业家创新以及造就公平经济舞台的强调。
同时墨西哥深陷由寻租者和经济增长关键领域(这包括电信、能源、运输以及金融服务等产业)内的垄断者所构成的密集网络之中。这一网络运作于政治恩惠、官商合谋、规制俘获以及特权维护(即政府为公共领域的行业联盟赋予特权，后者则以政治上的支持作为回报)的基础之上。
而在此次全球经济危机中，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所树立的新样板的墨西哥经济遭到了巨大的打击。首先是遭受了占其GDP8%的经济收缩(这一比例位居整个拉美地区之首)；同时其在全球竞争力指数排行榜中的位次也正在下滑，在关键的社会指标上落后于他国；而投资评级机构也降低了对该国的评分；此外，受产量大幅下降的影响，墨西哥还面临着石油收入减少的前景。
墨西哥学者阿尔瓦雷斯・贝让这样总结墨西哥25年来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彻底失败：根据过去新自由主义模式实行25年来的记录，墨西哥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长0.17%，这意味着墨西哥需要400多年的时间才能使人均GDP翻一番。
10多年前，斯利姆用于慈善的开支只占了他全部资产的1%，因为在墨西哥，很少有富豪会投身慈善。而现在也许是受到盖茨和巴菲特“温和资本主义”(Benevolent Capitalism)的感召，他大约把20%的财富用于慈善，
尽管自己的银行家堂弟曾在几年前遭人绑架，花了3亿元才赎出来，可是斯利姆还是经常抛开自己的保镖，一个人走入会场。他从不用电脑，是个老派商人，平时爱抽雪茄，住的房子也只有6个房间，有时在做报告的时候他会显得很疲劳，更像是一个小企业业主，而非世界首富。
他那墨西哥电信公司的总部则在简陋程度上跟巴菲特的全球总部有得一拼，完全由一座旧纺织厂车间改造而成。而其家族的金融业务总部也显得十分寒酸――光线昏暗，烟味十足，大堂里还摆着一张折叠桌，据说是因为斯利姆有时候要在那儿吃午饭。
2月，他在公共场合发表了对自己国家经济前景悲观的言论，这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他自己就是在一次次的经济危机中壮大起来的，这导致他的“朋友”――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也为此说道，“那些从这个伟大国家身上获取最多的”人理应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帮忙。
“幸运”家族
“我从来都不让成功占据我的头脑，因为我知道它们有一天会挡我的道”
卢西克家族财富的发掘者安德鲁尼克・卢西克在世时一再对外强调：“我能有这巨大的财富，靠的都是运气。”这只能理解为，这个家族对于贬低自己、保持低调有一种偏执。卢西克的太太艾丽斯・法特波娜，在福布斯新出炉的全球富豪排行榜上以110亿美元身家排在52位，但这位智利首富和她的丈夫一样，平时极少抛头露面，甚少有消息见诸圣地亚哥的报章杂志。
尽管如此，艾丽斯依然是智利女人最羡慕的对象――她那拉美排名第四的财富并非靠出卖青春和劳力而来，而是丈夫在5年前去世时留下的遗产和王国。
失误引发的财富
同样生在炎热的拉美，安德鲁尼克・卢西克和侃侃而谈的世界首富斯利姆完全不同。这位1926年出生在智利北部城市安托法加斯塔城的富豪生前安静而低调，从来不谈自己的生意，仅有的一本自传谈得更多的是他克罗地亚籍移民的父亲，和母亲在玻利维亚显赫的家族(祖上是爱德华・伊达尔戈，玻利维亚的英雄)，而且自传还只限“家庭内部发行”。不过卢西克喜欢一再对别人津津乐道地谈起那个关于“操作失误”的故事――当然，那是他人生的第一桶金。
当时年轻的卢西克刚刚从欧洲回到家乡安托法加斯塔，这座城市是个临海港口，风光却一点也不秀丽，只有光秃的群山和沙漠，但这里却盛产铜矿。卢西克从一个法国人手里一点一点买下了Portezuelo一个铜矿70%的股份，但最后发现法国人脾气很怪，很难合作，所以决定把铜矿卖了。来智利投资矿产的人很多，很快，一个日本企业就表示对卢西克这桩生意有点兴趣，在派来的地质学家一番考察后，他们让卢西克开个价，当时智利的铜矿都是当地人在经营，很少有人请外国的咨询公司来估价，卢西克心里对一个铜矿要卖多少钱心中没谱，但又怕别人把他看成是毫无经验的毛头小伙，所以半天没吱声。日本人就问他：“50万怎么样？”卢西克脑子里翻了下账本：50万比索，比从法国人手里买矿的钱还能多出很多，“任何时候，一桩好生意的前提就是有钱赚，能让你把债都还了，还有银子入袋。”这是卢西克的谨慎生意经，于是他很快就点了头。不料，翻译随后就对日本人说到：“他说50万美元可以。”从比索到美元，一下翻了10倍。
“我当时想，翻译搞错了。”而且卢西克差点就想纠正翻译的这个“错误”，可能是安静的性格再次帮了他，“我想，他们很快会算清楚，自己纠正过来的。不过之后他们一直提‘50万美金’，意向书也这么写的。日本人说他们会将协议寄回总部，等总部拍板后，就会在智利最后签约。”
日本人刚走，卢西克就给身在利马的法国人打电话，让他马上赶到安托法加斯塔面谈。之后的事更有戏剧性，当卢西克兴冲冲地告诉法国人卖矿的事后，法国人脱了外套，松开领带，把衬衣的纽扣解开，指着脖子上一块恐怖的伤疤大声吼起来：“我这辈子绝对不跟日本人做生意！在印度支那，他们要砍我的头！幸好伤口没有很深，上帝保佑我才捡回一条命！”最后，卢西克提出以两倍的价钱收购他的股份，法国人心动了，他开出条件，“不过要现金！付美元。”但说自己需要有24小时的考虑时间。
一天后，他等到了好消息，法国人同意用两倍价格转让所有的股份――这个决定又是卢西克的一次“幸运”。
“当然，法国人从我这要了个很高的价钱，不过他答应给我两年偿还的宽限期。整个办公室都兴奋不已，我让人去买了20包蜡烛，供奉圣潘克拉斯。”卢西克在读大学时就笃信这位圣人，说好几次考试都因为供奉了圣潘克拉斯而出现奇迹。之后的120天，卢西克每天都给圣朱迪和圣安东尼奥供奉蜡烛，直到最后接到了东京的电报――总公司已经同意，将在卡莱拉酒店正式签约。卢西克从此一直感谢这3位圣人，“我的幸运都是蜡烛给的！”他这样说。
动荡的智利
卢西克最早在圣地亚哥圣乔治大学的拉美学院学习人文学科，接着到智利大学就读法学。随后，家人把他送到了巴黎名校萨伯农学经济学，他在那里学习英文和法文，并开始研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在萨伯农，卢西克明白自己不喜欢也不善辩论，于是提前结束了学习，也结束了家族曾经寄予希望的从政路子。回智利后，身在福特公司的舅舅提出可以引他进入福特，做点汽车生意。但是他拒绝了，回到智利的他才发现自己最热爱的还是这片国土，他成了业余的地质学者，在家乡荒凉的沙漠和山弯间游荡，和父亲一样开始做起了矿业的生意，也才有了“翻译失误”的那一幕。
上世纪50年代开始，智利政府开始了逐步将铜矿国有化的行动，以此将外资逐步清理出智利，但在爱德华多・弗雷华总统的时代，这种国有化走的还是新自由主义的路径。为了让外资满意，他与 Anaconda签订了赔偿协议，以收购的方式要回了Chuquicamata。
1970 年，萨尔瓦多・阿连德在竞选中以具有争议的微弱优势成为智利新总统，从此开始了所谓“智利社会主义之路”，其国有化的重点就为铜矿，并宣布不履行以前的国际债务。这让美国大动肝火，他们开始联合其他国家制裁智利，以迫使阿连德放弃国有化。此时智利国内人心惶惶，阿连德的支持和反感者将国家分裂为两半。卢西克深知阿连德政府定会将矿业收归国有，并可能危及他的其他产业，于是答应以极低的价格将自己的几个铜矿卖给国家。
1973年，世界铜价快速下跌，智利经济坠入低谷，皮诺切特的军政府叛乱上台，阿连德在总统府门前 “自杀”身亡。在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时期，军政府对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都采取了暴力镇压，由于对卢西克与阿连德“合作”态度的不满，卢西克被排除出了几个重大的矿业投资项目之外。
卢西克的低调性格多少救了自己一命，在圣地亚哥只有一套公寓，装修都几乎没有，平时待人平和可亲――这些听起来俗套的性格却是在军政独裁年代的生存法宝。于是，他终于等来了80年代初智利经济的萧条期，那时候没几个商人手头还有余钱，而以“节省”出名的卢西克则有这样的能力，他以历史最低价买下了圣地亚哥银行，并买下了智利最有名的啤酒制造厂CCU，买的时候只用了100万美元，现在价值至10亿美元――这是拉美经济史上最成功的投资案例之一。
随着皮诺切特的独裁政权在1990年走到尾声，卢西克的王国已经逐渐扩张到阿根廷、秘鲁和巴西去了，而每一次的扩张都是在经济危机的逆势之时。“我从来都不让成功占据我的头脑，因为我知道它们有一天会挡我的道。”这句话更像是对拉美动荡历史的解读。
和睦的家族
1960年，当34岁丧偶、带着两个孩子的卢西克在社区俱乐部的晚会上认识刚刚18岁的艾丽斯・法特波娜后，两人就再也没有分开过。那个时候艾丽斯还是个预科学生，而卢西克已经是社区里知名的富翁了。卢西克每天都到艾丽斯的学校等着这个比自己小16岁的女孩，然后两人一起在附近吃个冰激凌，他就会送她回家。
这段恋爱在1年之后的婚礼殿堂结束，两人随后又有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卢西克是个工作狂，但每天回家却会让妻子和5个孩子围在身边陪他睡觉，这样治家的方法让这巨富之家少有地缺乏争权夺利的气氛。很难想象，卢西克年逾60还经常要在伦敦处理事物，艾丽斯因为舍不得离开丈夫，就跟他搬到了伦敦――这个情景更像马尔克斯的小说，而不是福布斯富豪榜的故事。
卢西克在2005年病逝，法特波娜成为了卢西克家族的大家长，从而在福布斯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在生前，卢西克曾说，小儿子让・保罗对他说的一番话最让他快乐，“我本想让他管理银行业的事务，在伦敦上班，但他却告诉我他要回智利，因为他喜欢矿业。我问他，你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开始？他回答道：这不就和你当初一样吗？”这位亿万富翁一定从中看到了家族财富的可持续发展之道，而在暗自庆幸吧。
克里希南的生存之道
在一个政治关系和商业头脑同等重要的地区，阿南达・克里希南展现了自己的双重智慧
如果说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代表著名的双子星塔的“政坛”一塔，那么AK先生，阿南达・克里希南，代表的是“商界”另一塔。
在最新公布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克里希南以资产净值76亿美金位居世界排名第89位。他庞大的企业涵盖了遍及全球的娱乐业、空间产业、航运、通讯、不动产和博彩业。
协建双子星塔
1938年，克里希南出生于吉隆坡有“小印度”之称的十五碑，说泰米尔话的父母原籍斯里兰卡。据马新社报道，克里希南的祖父曾经被英国殖民统治者从贾夫纳带到马来西亚，并在马来西亚公共工程局工作。
克里希南是3个儿子中的长子，弟弟哥巴拉・克里希南是一位企业家、著名电影制片人，玛雅・克里希南是扎根菲律宾的企业家。
1974年，阿南达协助马来西亚政府创立了国家石油公司，并于1984至1986年间获得当时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赏识，出任国家石油公司董事。阿南达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投资项目，是与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合作，进行吉隆坡最大型的房地产开发――双子星塔。
双子星塔于1993年12月27日动工，1996年2月13日正式封顶，1997年建成使用。当时，双子星塔成为全世界第一高楼，这个纪录保持至2003年台北101大楼出现。原先双子星塔是为政府盖的办公楼，后来马哈蒂尔决定转手卖给石油公司。
马来西亚经济学家周墨曾总结马哈蒂尔与双子星塔的关系：“马哈蒂尔是法老附体，而这些就是现代金字塔。”
政商双人舞
1995年8月，在马哈蒂尔的推动下，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一个从1996年到2020年长达25年的开发计划――开始实施。
同年，克里希南成立了明讯电讯公司(Maxis)。次年，“明讯”与马来西亚最大政党――全国巫人统一组织(简称巫统)联合阵线主要成员所属的公司合作，为马来西亚发射最早的两颗人造卫星，并合力经营该卫星站。随后，明讯电讯公司以10.8亿美元的价格成功收购印度移动电话公司Aircel。
尽管马哈蒂尔在1980年代推行私营化政策时，将向来国营的电视业“开放”给私人参与，但是私营化之后的电视业，始终逃不出政府和马哈蒂尔的五指山。马来西亚第一家付费的私营卫星电视台寰宇电视 (ASTRO)在1996年开始营业，并且2003年在吉隆坡股票市场挂牌，其主要股东就是克里希南，据说马哈蒂尔一度默许寰宇电视的垄断地位。1996 年1月9日的《星报》形容克里希南为“深得首相马哈迪信任的商人”。之后曾出现过MegaTV和MiTV两家付费电视台，但最终都不敌寰宇电视。
《独立新闻在线》评论说：“尽管电视业不再由国家独占经营，而且政府也发出越来越多的电视台执照，电视业表面上看似百花齐放，实则仍为国家牢牢控制。不同的是，以前是由国家单位直接经营管理，如今则借助党营企业、执政党党要，以及他们的经济盟友代行管理权。”
马来西亚是一个政治关系与商业智慧并重的国家，因此当克里希南的好友马哈蒂尔在2003年辞去首相职务时，人们预计克里希南将受到影响。但事实并非如此。克里希南在博彩、媒体、电信和房地产领域的投资不仅没有因为马哈蒂尔接班人阿卜杜拉・巴达维的上台而受损，反而蒸蒸日上。
马来西亚现任首相纳吉・阿都拉萨 2009年4月一上任就开始安插自己的亲信，进入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的各个重要机关，并积极收编前朝首相的经济势力。政坛风云变幻，商界巨鳄阿南达・克里希南与第三位首相的故事将如何开始，让世界拭目以待。
钻石国王 尼克・奥本海默
在这个家族手中，钻石以最小的体积，凝聚了最大的价值
衡量钻石有四要素：切工、色泽、纯净度和克拉。订婚戒指一定要用钻戒。
这是为什么？
这不是天荒地老的传统，事实上，这些规矩年轻得很。在20世纪30年代前，人们对此闻所未闻。它们的出现，只是一个公司市场营销的结果。这个公司就是世界钻石垄断者：戴比尔斯。没错，你一定听过他们的广告词：“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戴比尔斯的董事会主席、奥本海默家族的第三代、尼克・奥本海默最近被《福布斯》评为全球富豪第154位。这位南非首富的净资产在经济危机大幅缩水后，依旧有54亿美元。《福布斯》在2008年评出全球最显赫的14个财富家族，奥本海默赫然其中。
家族英雄
奥本海默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人姓氏。这个家族的英雄是尼克的爷爷，恩内斯特・奥本海默。他1880年出生在德国一个雪茄制造商的家庭。16岁到伦敦，与大哥路易斯一同在犹太钻石商Dunkelsbuhler手下打工。恩内斯特的工作在分拣车间，负责把略有瑕疵的钻石挑拣出来，周薪一英镑。
很快，Dunkelsbuhler注意到这个小男孩惊人的眼力。他似乎天生知道什么钻石能卖个好价。在没有机器鉴定的年代，这样的眼力是珠宝行业的至宝。21岁，恩内斯特获得英国国籍，被派往公司位于南非金伯利的办公室工作。
殖民国、种族斗争和钻石矿，是近代支配南非国家命运的3个关键词。德国和英国的争夺，黑皮肤的悲惨命运，一个个钻石财富神话的实现，一起搅动着这片土地。1888年，在英国殖民地，英国人塞西尔・罗兹从租售水泵水管开始，在钻石潮中起家。在挖到一颗83.5克拉的大钻石后，他以此为资本进入了钻石开采业。他半买半骗，从非洲部落首领那里取得了“钻石之城”――金伯利最大的钻矿，成立了戴比尔斯公司。
罗兹一生的梦想就是达成钻石垄断，但因为德国殖民区另一座大钻矿“禁区”的存在，终其一生，这一梦想都未能实现。在当时的德国殖民区，后来成为纳米比亚的地方，黑人嘴里带着塞子，在海滩上寻找着闪闪发光的钻石――钻矿主生怕他们吞下那些价值高昂的石头。
在罗兹试图建造钻石卡特尔的同时，恩内斯特凭借他德国出生、英国成长的独特的出身，做起了英德殖民地之间的贸易。这样的贸易利润丰厚，但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后来英德在南非的殖民势力逆转，恩内斯特所冒的风险得到了几百倍的收益。凭借着和德国人的交情，他不但保住了在金伯利的生意，甚至在1912年，由商人被选为了金伯利市的市长。并连任三届，最终代表金伯利市进入南非议会。不过，政治非他所长，他从未成功进入政府内阁。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恩内斯特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德国人的钻矿“禁区”被南非军队占领，不能开工。恩内斯特在犹太家族的资金支持下，成立了英美资源公司，拿着公司的股票去和德国人谈买矿。
德国人也不知道南非军队会不会撤退，就以很低的价格将这座富矿和赔本的风险卖给了关系不错的恩内斯特。
至此，奥本海默家族拥有了第一座钻石矿：奥本海默统一钻石矿(OCDM)。
事实证明，恩内斯特的赌注，每次都押在正确的一边。
战争很快结束，为了垄断，戴比尔斯不得不来找恩内斯特谈条件。恩内斯特同意与戴比尔斯结成联盟，但是前提是他得拿到其股份，并且进入董事会。无可奈何的戴比尔斯公司同意了。
一个钻石帝国的形成
战时，恩内斯特乘坐的船只曾被德国潜艇击沉，恩内斯特被英国军队救起。这件事和购买德国钻矿一起，被记在他战时的英勇行为簿上。战后，英王乔治五世亲自为恩内斯特授勋，他成为了少数几个有爵士头衔的犹太人。这一身份使他进入了南非的上层社会，与当时的总统扬・斯迈兹关系密切。
深厚的政治人脉使得恩内斯特的生意风生水起，拿下1927 年发现的新钻石矿，成为了戴比尔斯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他一掷千金地支持斯迈兹总统的反种族隔离政策，对抗反犹太人、反英国人的敌对党。
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崩溃，世界范围内的大萧条把钻石需求降到了最低。1931年，位于伦敦的钻石企业联盟走到了破产的边缘。此前，这个企业联盟一直与戴比尔斯分庭抗礼。
犹太人的身份再次帮了恩内斯特大忙――钻石企业联盟中的3家企业是由奥本海默家族的远近亲戚运营。经过家族内部的谈判，奥本海默以极低成本把生意合到了一处。
一个钻石王国初具雏形。恩内斯特开始了他的独裁。
他命令，关闭手下所有的钻石矿。世界钻石产量在1930到1933年间被他从每年2200万克拉每年降到了不足1.4万克拉。与此同时，他还购买其他产区生产的零星钻石，主要是来自刚果和安哥拉。
恩内斯特说：“常识教会我们提升钻石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使它们变得稀缺，就是减少产量。”从此，世界钻石的价格，就由他在他的钻石王国里定下，没有人敢讨价还价。
控制产量的经营策略使戴比尔斯的钻石储量一路飙升。到 1937年，库存已经达到4000万克拉，足够卖20年。为了不被巨大的库存拖垮，恩内斯特决定创造需求。首先他发现了工业用钻石的需求，将那些成色不好的小粒钻石卖出去。其次，他派自己的儿子哈利到纽约去，在美国广告业中心麦迪逊大街和杰出的广告人一起工作。他们创造出了钻石行业的4C标准：切工 (cut)、色泽(color)、纯净度(clarity)和克拉(carat)。成功的广告营销也将他们的广告语和订婚使用钻戒的理念深入人心：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在2000年，这句话被评为20世纪最成功的广告文案。
2年内，钻石的销量暴涨50%。
每一次战争都使奥本海默家族的财富呈几何级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奥本海默家族成功进入了橡胶、钢铁及造纸业等实业领域。1953年，奥本海默辞去了除董事会主席外的所有职位。辞职之时，他以几百万美元的优势，成为了南非首富。在他管理家族企业期间，一旦出现其他钻石公司，戴比尔斯就释放大量钻石储备，令钻石价格暴跌，从而使对方破产或投降。
在戴比尔斯最盛时，掌握全球90%以上的钻石出产量，每5周召集分销商开一次会。会上，恩内斯特或儿子哈利会拿出一盒顶级钻石，分给各分销商。数量不容商量，价格不容讨论。各分销商拿到钻石便四散而去，等待着下一次的召集。
70岁的时候，恩内斯特在花园散步时死于中风，给49岁的儿子哈利留下1亿8000万美元，以及一个占世界钻石产量80%的钻石王国。
南非的杰出儿子
戴比尔斯在以种族隔离政策闻名世界的南非做生意，黑白问题是无论如何避不过的。奥本海默家族虽然从恩内斯特起就站对了队伍，但还是因为在南非种族政策最残酷时依旧在南非开展业务而饱受诟病。
在哈利执掌戴比尔斯公司时，25万黑人雇工只能以移民的身份在位于白人区的矿区工作，他们不能在此长久居住，也不能带家人一同居住。严苛的政府法规把他们视为二等公民。出身牛津的哈利又在公司执行严格的校友制，在戴比尔斯的行政人员中，毕业学校只能有一个，那就是牛津。种种现象使戴比尔斯遭受了歧视的指责，甚至有意见认为，戴比尔斯的存在本身，就是从经济上支持南非种族隔离政策。
对此，哈利的回应是：“我相信成功的生意是种族隔离制度的敌人，而不是它的后盾。经济的增长通过使更多的黑人就业，为他们提供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使他们融入主流社会，从而摧毁种族隔离制度。”
哈利曾想收购英国联合金矿公司，结果失败。原因不是商业上的，在英国人眼里，奥本海默家族就代表了南非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这种被欧美国家敌视的状态，一直到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才结束。 2000年8月，哈利离开人世，终年92岁。南非总统姆贝基称他为“南非的杰出儿子”。 他的爱好是收藏古董书，接受采访时谈吐文雅，经典的伦敦口音。接触过他的人评价：沉默低调，富有涵养，是典型的英伦绅士范儿。
哈利是公开的种族隔离制度反对者。他在20世纪70年代高调支持种族平等政策。在政治方面，哈利既继承了父亲的地位，又展现了超越父亲的天赋。他代表金伯利进入南非议会，成立反对党，发展至今，已经成为南非的大政党：民主联盟。一度哈利很有希望入阁，成为南非的财政部长。这份政治上的影响力使得俄国总统普京访问南非时，还前往金伯利与家族第三代的尼克会晤。
认同“非洲”这片大陆
认同感对于奥本海默家族一直都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恩内斯特出身德国，被英王授勋，发迹于南非，看上去唯一不变的是他的犹太人身份。可是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连连遭受丧失亲人的打击，他改信基督教。在他的影响下，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奥本海默都是基督教徒，且在英国接受中学、大学教育。
对此，奥本海默家族的选择是：认同“非洲”这片大陆。从哈利・奥本海默到尼克・奥本海默，都多次表示，自己是“非洲人”，持有的是南非国籍，常住在约翰内斯堡，还会长期居住下去。
尤其是尼克，曾经以“非洲人”的身份指责欧洲对非洲的援助是“华丽的空想”。指责发达国家的媒体报道的非洲是在用饥饿儿童的照片和悲惨故事满足自己的同情心，而扭曲了真实的、有活力有潜力的渴望认同的非洲。
虽然转信基督教，在政治上认同非洲，但是奥本海默家族与犹太民族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哈利・奥本海默直接将戴比尔斯的钻石分拣和钻石切割业务指定以色列公司来做，使以色列成为了钻石业的大国。
恩内斯特和哈利分别以过人的胆识和精明的商业头脑闻名商业界。他们的儿子尼克遵从家族惯例，到英国著名的哈罗公学读中学，英国7名首相均毕业于此。尼克的大学、学院和专业志向与其父亲一模一样，牛津大学最富声望的基督教堂学院，学习历史最悠久的政治哲学经济专业。此学院富丽堂皇、富有古典风格的大厅，被电影《哈利波特》选做了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大餐厅。
牛津毕业后，尼克回国娶了奥西莉亚，大自己3岁，门当户对的妻子。然后进入家族企业，先在底层锻炼，接着做父亲的个人助理。1984年哈利从戴比尔斯隐退时，面临着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地大矿陆续被发现，奥本海默钻石王国垄断地位衰退的局面。哈利没有将戴比尔斯交给尼克，而是经验更加丰富的经理人。
在奥本海默成功转型为占世界40%到60%的钻石产量、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垄断性企业后，尼克在 1998年接任董事会主席，协助他的是总经理盖斯佩尼。
奥本海默家族人丁不旺。哈利的亲哥哥弗兰克1934年在游泳池中丧生，一个堂哥1933年死于空难。再加上丧妻，恩内斯特・奥本海默几乎失去了一半的家庭成员。打击之下他除了改信基督教外，还娶了自己侄子的遗孀。哈利只有一子一女，64岁的尼克和妻子也只有独子乔纳森。
尼克继承了家族的低调，很少在媒体上看见他，但几次少有的发言让人印象深刻。他操着经典的伦敦口音，不急不慌的语速，用商标式的冷幽默回答各种问题：
为什么选择进入家族企业工作？
“我没那个想象力，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别的。”
为什么爱玩板球，还买下自己的板球队？
“那是现在我唯一能感受到竞争的方式。”
你收藏古董书吗？
“别搞错，那是我爸不是我。”
那你的爱好是什么？
“遛狗，读侦探小说。”
你喜欢歌剧和戏剧吗？
“不喜欢。我是个俗人。”
为什么在伦敦要乘直升飞机？
“每次我低头一看伦敦的大堵车，就觉得想要在这里移动，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国家机会
布拉格是旅游者的梦想之地，也是彼得・凯尔纳迅速创造巨额财富之地
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说过彼得・凯尔纳的名字，这毫不奇怪，即使他已是福布斯富豪排行榜里名列前90位的亿万富翁。在堪称极简主义风格的零星报道里，用于这位捷克富翁的形容词是“很少为人所知”。
几乎所有的公开报道里，如果不是用那张他不知道何时拍摄的穿着淡蓝衬衫打着蓝色条纹领带、满脸胡子茬、露着牙齿傻笑的大头照，就是用根据这张照片手绘的画像。
这样低调的风格似乎对所有福布斯排行榜里的中东欧小国富豪都颇为适用，比如波兰、乌克兰以及哈萨克斯坦。
潮涨时的第一桶金
美丽的布拉格是旅游者的梦想之地，在历史进程中，它也是某些人迅速创造巨额财富之地。凯尔纳，正是其中之一。
“天鹅绒革命”之后，根据1991年2月26日通过的法律框架，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决定将国有公司逐步私有化，办法就是证券私有化。当时捷克的公有制经济成分占到了96%，为了体现公平、平等的原则，所有的捷克斯洛伐克居民都有权利参与证券私有化的进程。1992年5月，证券私有化的第一次浪潮开始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把大中型公有企业估价分股，交纳登记费后，所有捷克公民都会领到一张含有1000个投资点的投资券，用来购买公有企业股份。私有化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1993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解体后， 一共有1030万捷克共和国公民有权得到投资券，一个月后，其中的600万人支付了登记费，获得了第二期投资券。到此时，捷克工业企业中已有92%完成私有化。
这种全民均分股权的方式最大的弊端就是股权过于分散，于是捷克政府设计了投资基金制度，鼓励成立投资基金公司。公民可以有两个选择：直接购买公有企业股份，或是将他们手中分到的投资券向投资基金兑换成私有化证券，成为基金股东。基金用私有化证券购买企业股份，获取投资回报，然后再向投入证券的公民分红。投资于基金的公民不再享有企业的股东地位及相应投票权，投资基金成了企业的大股东。
1991年9月，凯尔纳成立了他的第一家投资基金――捷克“第一私有化管理基金 (Správa prvního privatiza・ního fondu)”，注册资金仅有10万捷克克朗，约合3300美元。凯尔纳任主席，另外两位董事会成员是常务董事米兰・温克勒和彼得・茹达尔。
此后，凯尔纳从一家同样建立在特普利采的国有玻璃厂“斯克洛联盟”那里获得了资金支持。“斯克洛联盟”的一名董事会成员将凯尔纳介绍给了董事会，凯尔纳因此以债务增长和资本增值的形式获得了2000万捷克克朗的投资。到了11月，“第一私有化管理基金”的注册资本已经上升到了660万克朗，也就是22.6万美元，同时茹达尔的位置被“斯克洛联盟”的首席财务官所取代。1992年3月，公司的名字正式缩简为PPF。
通过一系列成功的广告运动，PPF获得了所有证券投资点的1.4%，成功跻身为最成功的第11个管理公司。1992年，PPF购买了超过200家公司的股票，价值50亿捷克克朗。
在第二波私有化浪潮中，PPF获得了所有私有化证券投资点的2.1%，位列最成功集团的第九位。 1995年和1996年，PPF拿到了捷克最大的国有保险公司Ceska Pojistovna20%的股份，当时这是一个快要被坏账压趴下的保险公司。凯尔纳一共投入1.7亿美元的投资组合用于挽救公司，通过和持有该公司 30%股权的IPB银行合并，凯尔纳在1996年实现了对捷克保险业的控制。
经过重组，Ceska Pojistovna保险变成了凯尔纳的印钞机，2006年，其利润高达3.62亿欧元。评估机构当时评估该公司市值27亿美元，这些钱不仅帮助PPF集团的其它企业进行融资，还让凯尔纳一跃成为当年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第一个捷克亿万富翁。
由于捷克狭小市场的限制，Ceska Pojistovna的股票已经很难有空间继续增长。凯尔纳开始考虑卖掉Ceska Pojistovna或者将PPF上市。最终，他和意大利的忠利保险成立了合资企业，建立起欧洲东部和中部地区最大的保险公司。忠利拥有新公司51%的股份，PPF的股权则是49%，凯尔纳成了忠利的董事会成员。为了获得相应股权，忠利要付给PPF11亿欧元。新的合资公司业务范围涉及除捷克之外的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乌克兰、俄罗斯等国。
媒体大亨
凯尔纳最为人知的成功案例是一宗媒体交易，因为过人的眼光，他轻易地赚到了一大桶金。
从1994年开始，捷克最大的商业电视频道“新星”(NOVA)，一直控制在美国化妆品巨头罗纳德・劳德和他的合伙人捷克商人弗拉基米尔・泽莱兹尼手里。1999年，因为劳德试图出售电视台来为他的媒体公司筹集现金，两人的合伙关系彻底崩溃。泽莱兹尼关掉了“新星”电视台的信号，带走了多数员工，开始在一个新的总部播出节目。
劳德因此起诉，索赔5亿美元试图把电视台收回来。这个时候，凯尔纳跳了出来，他投资1.6亿美元给“新星”，这个数字足以使他成为主要控股人。劳德终于打赢了官司。5年之后的2005年，他把电视台买了回来，付给凯尔纳的是5.3亿美元的现金，凯尔纳 “把不幸事件转化成了3亿美元的财富”。
过去两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给私人投资者和很多国家的经济状况带来了大麻烦，但对于凯尔纳这个擅于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交易高手来说，经济低迷正是他的好时代。
他在媒体行业的并购步伐明显加快，其频繁交易的程度甚至超过了默多克，有人说这样的举动似乎要说明他能够重塑中东欧地区的媒体企业。
2009年，凯尔纳投资1400多万美元创建了一个每周出版的纸媒和一个网站，横跨捷克10多个城市，名为“我们的致词”。其中30%的内容都是公益的，多由当地居民上载，低成本低工资运作使这样的媒体模式颇为有利可图。“这样的模式可在其他地区推广。”凯尔纳说。去年12月，凯尔纳还花4200万美元买下了欧洲新闻出版公司。目前更多的交易仍在进行之中。
关注中国
近几年，凯尔纳开始频繁飞往中国。这位捷克富翁在中国的商店和市场里到处转悠，以便知道这里正在出现的中产阶级都在买些什么，以及怎样付费。
他想看看在这个人口众多的消费大国，新兴的中产阶级的支出模式是否来源于消费贷款。这样的模式已经发生在15年前的布拉格，如今能否在深圳复制。
“我想，这是在每一个国家都适用的原则，每一个人都希望利用信贷来购买电视机或者冰箱。”
模式很简单，吸引那些因为收入太低而被传统银行忽略的新的中产阶级，给他们第一笔消费贷款去购买商品，例如电视机，洗衣机、那些及时还款的人，将会被吸引来购买更多的公司金融产品，比如信用卡。当它的消费者变得更加富有――在中国这个持续增长的比率是10%――那么家庭信贷的目的就是给他们第一辆车的贷款和抵押贷款，然后出售给他们一系列的现代金融服务，比如保险。
“我想我们相比较其他人来说有更大的成功机会，因为我们更了解这些市场。”“这就是挑战，这就是它们为什么一直吸引我。”凯尔纳说。
如今的凯尔纳拥有一架湾流G500私人飞机，住在捷克境内伏尔塔瓦由捷克建筑设计师约瑟夫・普莱斯科特设计的住宅里，这座住宅曾获得捷克建筑师协会颁发的多种奖项。他还是捷克独臂摄影大师约瑟夫・苏德克摄影作品最大的收藏者之一，苏德克一生的摄影创作都以布拉格和布拉格的城堡为题材，而凯尔纳的生意也从来没有和这个地方脱钩。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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