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庆军第一次看到美国的无家可归者是在好友田益滨的摄影画册中，当年他拍摄了很多无家可归者。2010年，黄庆军第一次了踏上美国的土地，在纽约又看到很多在街边行乞的无家可归者。他想看看这些无家可归者会拥有什么样的家当……
Johan Marshall，50岁——我50岁了，有4个孩子，结过两次婚。我是从瑞典移民来的，从服兵役以后就住在圣何塞。我找不到工作，所以才选择流浪，我以前是一个老式手机工程师。我选择这样生活是因为相对舒服一些，有很多困难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情做。我没有得到政府的救济或者其他组织的帮助。我有时捡捡垃圾，修理电脑。我最需要取暖器，能够让帐篷里的温度高一些。
Melissa Streich，37岁——我37岁了，我父母住在圣何塞。在那里我因为认识了一些不太好的朋友而变的无家可归。我选择了不工作。我不会这样很久，现在我已经开始工作了，并且很快我会有自己的住处。
Semzj Jzhmzn，56岁——我觉得私有企业是罪魁祸首，他们只是把很少一部分钱付给员工，大部分的钱留给自己。现在的存款利率是0，所以经济是死的。私有企业操纵了市场，产生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很多人还不起房贷变得无家可归。现在的市场怎么了?为什么房价会翻一番?这些是通货膨胀的后果，我们却要来买单。不管是7年还是700年以后，我们会重新回到维多利亚时期。
Michael T. Oliver，47岁——我47岁，曾经有过两个妻子，还有一个女儿。我来自圣地亚哥，其中一个妻子带我来这里，然后和我离了婚。我在一周内离婚并且丢了工作，然后只能选择这样生活。我有时候会从政府那里领一些救济的食物，没有去教会或者其他组织，没有收入，有时候捡一些垃圾。我最需要什么?一辆车。以前我开车讨生活，现在不了。现在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其他的选择。
John Reyes，57岁——我过着这样的生活是因为原来被一个司机给撞了。我之前做了22年的技工，但是被撞之后，我住了3个月的医院。从那以后，我大脑的一部分被损伤了，我不记得很多事情。我没有靠着救济和政府生活，我选择了靠自己生活。我还有家，但是我不想在那里住了。我妻子住在那里，因为车祸之后我非常易怒，我不想影响我的妻子，所以就搬了出来，对她和对我都好一些。我们结婚20年，但是出院后我却不认识她了。我之前做技工的时候，做了一些医疗器械。现在我连昨天的事情也记不太清楚了。我很恨那个司机，当时他没有停下来，他没有良知去做正确的事情，我不能用我的社保或者补偿，因为我不能证明是他的错。他也没有赔偿我任何东西。
Anthony Williams，49岁——我49岁了，来自圣保罗的东边。我以前和一个女孩来到这里，那个时候我们都有工作。我没有得到政府的救济，有时候会有教堂的帮助，有一些志愿者每周来两三次。我最需要一份工作。2年以前，我在这里遇到的一个好朋友被杀害了，但是没有人管这件事，我想找出凶手是谁。就是这些。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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